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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2页）

滇黔兵起，本大总统内疚不遑，虽参政院议决用兵，而国军但守川、湘，未尝穷兵以逞，且悯念人民，寝馈难安，何堪以救国救民之初心，竟资争利争权之藉口？而吁请正位，文电纷驰，特降令不许呈递，并令提前召集立法院，冀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期转圜。继念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是以毅然明令宣示将承认帝制之案，即行取消，筹备事宜，立即停止。事实本末，略具于斯，原案具有，可以复按。除将各省区军民长官迭请改变国体暨先后推戴并请早登大位各文电另行刊布外，特此宣布，咸共闻知！此令。

国务卿段祺瑞

其时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其书如下：“爱国同胞平，吾侪之大敌，叛国之元凶，已于本月二十二日正式发令取消帝制矣！斯固吾国民之威力，义军之声势，各省将军之暗助，及东西各友邦之公论，迫之使不得不然。表面观之，亦若可喜，然而国家之根本问题，未解决也，腹心大患，未除去也，帝制派之人物，犹萧然自若也，官僚党之势力，犹弥漫全国也，如虎如狼之逆旅，犹骚扰未已也，谋帝未成，又退而谋窃总统也，民权未伸，而国宪未彰也，伪共和假立宪之活剧，瞬将复演于今日也，四次五次革命流血之惨祸，犹循环演进，而未可料也！呜呼国民，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畜疽，实为乱基，苟且偷一时之安，因循误百年之计！国民国民！叛逆之徒，不与共天，调和之说，实同饮鸩。欲民国而长治久安乎？非有真共和国家之精神不可！如何而表示真共和之精神？必自今日于国法上能裁判袁世凯之罪案始！夫民国国家者，五大族四万万人共有之国家也，彼袁世凯何物，乃敢以一匹夫，手提国命，欲称帝则称帝，欲称总统则又称总统，进退裕如，傲睨自若，堂堂国民，芸芸总总，如牛如马，俯首受勒，不敢驶驻，抑何卑怯无耻而不勇也？外人之诃吾国民曰‘有奴性’，今袁世凯叛国，罪状显然，万目睽睽，东西具瞻，义师声讨，名正言顺，已下三巴，奄有南服，长江动摇，山、陕震撼，桴鼓急进，指顾功成。倘犹许其有调停之余地，以一纸空文，取消帝制，惑其狡辩，遽尔罢兵，国民靦颜，仍复戴之以为总统，则是卑陋龌龊之奴隶性更大表暴于世界，国民人格道德，堕落千丈，腾笑五洲，蒙羞万古？欧人之斥犹太遗民曰‘怯狗’者，将旋踵而以斥我矣！且吾民亦何所取，复眷恋于袁世凯，乃不忍蹙之使穷，迫之使退，而絷之以尽于法也？袁世凯试政四年，其所表见者惟苛捐重敛，只以自肥，授爵封官，无非植党，媚之者登九天，逆之者下九狱，爱憎惟己，生杀自专，不知有国民，不知有议会，不知有《约法》，不知有公论，昏霾塞天，毒瘴满地，野蛮横暴，自拟天骄。国民国民！问曾有一事愜意，而足以贷其死乎？窃尝论之，吾国近三十年来，文明进化之大障碍物，厥惟袁氏一人！乃若甲午之败衅，戊戌之政变，庚子之骚乱，辛亥之和议，癸丑之用兵，及今之三次革命，无一不与袁氏有直接间接互相发生之关系！苟不及时铲除之，诚恐国亡种奴之惨剧，必编排于彼昏之手！曲终人散，山河夕阳，吊故国之蚯墟，挥遗民之涕泪，虽指天斫地，痛言袁贼，尔时晚矣！况今袁氏诡谋称帝，伪令煌煌，变更国体，既已窃取帝国之皇冠，则早叛离民国之总统。而称臣具奏，皇帝陛下，种种伪逆之字样，改元封爵，置监立储，种种叛乱之行为，尤昭昭在人耳目。迄义旗一麾，四海响应，情窘势蹙，迫而变计，忽然取消帝制，仍冀僭称总统，国人非聋非哑，岂无听睹？《约法》具在，约文俨然，此等卑鄙恶劣狡猾无赖之伎俩，显于国宪，何能重辱吾民？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且彼所谓取消者，不过取消其名号，实未取消其地位，盘据新宫，指挥旧属，暂示退让，以杀国人之愤怒，而缓各省之响应，一旦事过境迁，故态复作，仍谋帝制，谁能担保？故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公民等惧国家之其亡，念匹夫之有责，睹兹横流，安忍缄默？按照《约法》第四十二条，应由副总统黎元洪君代行民国大总统职权！挽救危机，维持大局，不患无人，我国民速宜椎鼓进兵，各方响动，迫令退位，执付法庭，永绝乱根，而维国本。庶几国民人格，进跃于欧、美文化之邦，政海风潮，砥定于共和新造之国，好乱者国有常刑，野心家悬为殷鉴，国人勉旃，前途幸福！陕西井勿幕、范辅，湖北彭养光、曹亚伯，安徽方汉城、高亚东，江西李鲲、俞原、陈大浩，山西李素、吴映光，河南夏述唐、郑耀午，云南陈昌言、赵维藩，贵州朱英、王继仁，广东吴光鉴、徐达、卓誉善，广西萧焕荣、廖楷，浙江宋左林、陈逸，江苏诸翔、张东荪，直隶段谛真、张万里，奉天祁心澄、吴世泰，湖南龙璋、邹介藩、刘鸷东，山东吴作舟、尤起凡，福建雷家驹、包鸿生，甘肃李得珍、高尚志，四川陈可均、马继如。”

第十二章去世及身后之论评

第一节去世

袁自南方独立，内政、外交、军事之纷扰，已昼夜焦虑，体力不支，帝制失败，更羞愤万状，迨其亲信川督陈宦、湘督汤芗铭反戈独立之报至，遂以忧愤死！遗令云：“民国成立，五载于兹。本大总统忝膺国民付托之重，徒以德薄能鲜，心余力拙，于救国救民之素愿，愧未能发摅万一。溯自就任以来，昼作夜息，殚勤擘画，虽国基未固，民困未苏，应革应兴，万端待理；而赖我官吏将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宁，列强邦交，克臻辑治，抚衷稍慰，怀疚仍多。方期及时引退，得以休养林泉，遂我初服；不意感疾，寝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人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忠厚仁明，必能宏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补本大总统阙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民，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

袁世凯去世后，继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前排右四）

与副总统冯国璋（前排右三）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前排右五）等军政要员合影是令为袁氏左右所拟，希望推戴黎副总统继位，以便保留势位，实与袁氏无关。一年来轰动之帝制活剧，遂于此告终！

是役也，穷一国之力，以从事于不可得之数，身败名裂为天下笑戮，亦可哀矣！袁氏既死，本《约法》以副总统黎元洪为大总统，七日就职，民国虽复活，而北洋军人四分五裂，天下事益不可为矣！

“6月6日下午，政府公报发表：‘袁大总统于本日上午10时40分，以尿毒病薨逝，停柩居仁堂。遗令以副总统继位。’同日发表袁的遗令。”（《袁世凯演义》）

第二节身后之论评

袁世凯之大投机，辛亥革命造成其个人之野心与地位，癸丑之役，削平异己，于是即进而易共和为帝制，终于不蹶不止。论者谓袁氏称帝之罪小，而以金钱销铄人心之罪大，顾以金钱销铄人心，原欲达其称帝之目的，言虽近于倒果为因，然实为有识之士所深痛。盖袁氏倒行逆施，丧权辱国，竭全国之财源，以逞一人之物欲，固无论矣。至其坠国人之操守，使四维溃，嚣风张，民欲横决，隐患贻传，乃至开无穷之恶例，酿此后之凌夷，纪纲不振，积渐有自，太息痛恨，谁为桓灵乎？！

民国五年十二月，《申报》载辛博森《论中国退化之由来》，中有一节云：“溯自三年半以前，国会方始诞生之日，世人对于中国民主政治之前途，期望方殷，袁世凯竟利用签订善后大借款，得五强国之赞许，推倒国会之势力，而实行专制，此种外交，使中国政治趋于墨西哥之下！外人方鼓掌颂为明达者之所为，是何异授人以利刃，力辟所司之机关而使之运行耶？自一千八百六十年之祸作以来，外人绝未尝以明达之眼光观察中国，其待中国之淡漠残刻，殆无与为匹。迨中国共和成立，外人莞尔而笑，盖非以推倒腐朽之满清故，而实以中国抗御外入侵略之能力消灭故也。彼尝展示华人，苟中国得存立为国家，实惟幸事。”

其意盖指往日日本战费赔款之外，又益以庚子赔款之重负，使中国颠蹶若干时日不能振拔之目的已达，而袁氏所为，又皆为饮鸩止渴之自杀政策也。

袁氏与民国之关系綦大，其事业罪案，当时与盖棺后之论述甚多，洪宪帝制取消后，袁尚恋栈，各方劝退，冀免流血。伍廷芳致书袁氏，略云：

（上略）……试问袁大总统莅任四年，有何功德于民否？为何人民怨望若此？各省吏治未见整顿，仅于设官分治，稍事更张，并不实行德政，贪官污吏，依旧暴敛横征，只知募债加捐，花样百出，商民怨声载道。近复允开三省烟禁，辱国病民。今更听从筹安会诸人谋复帝制，设大典筹备处，以万民之膏血，博一己之尊荣，逼令将士倒戈，四民解体，影响全国，几成一局残棋，谓前清政治不良，谁料于今尤甚。（中略）盖当时组织共和之际，原欲改良政治，兴旺中华，不使专制再行发现，纵不能蒸蒸日上，或可较前清稍胜一筹，试问今日较前清如何？频年四方不靖，内讧外患，相逼而来，即观敝省一隅，海盗横行，掳人勒赎，数见不鲜，糜烂地方，目不忍睹，此皆由政治未能改良也。我公雄谋伟略，胆量过人，欲假武力以治天下，虽治乱世用重典，前人亦有是言，然必有实惠以加于民，乃能心悦而诚服。况今二十世纪时代，较前我国闭关时代，大有不同，若泥古法以治民，未免胶柱鼓瑟。盖用于古时则可，用于今时则不可，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也。（中略）我公槃槃大才，海内共仰，特于共和政体，微形隔膜，缘我公仅到朝鲜一国，未曾遍历东西洋，未亲见各友邦文明政治，又不谙外国语言文字，所寓目者惟翻译等数书籍而已，以致无从着手，亦何怪公之不能实行共和耶？（下略）

康南海致袁前后二书，亟录如下：

康有为劝袁世凯退位书：

慰亭总统老弟大鉴：两年来，承公笃念故人，礼隆三聘，频电咨访，累劳存问，令仆丧毕，必至京师，猥以居庐，莫酬厚意。今当大变，不忍三缄，栋折榱坏，侨将压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惟明公垂察焉。自筹安会发生，举国骚然，吾窃谓今之纷纷者，皆似锁国闭关之所为，皆未闻立国之根本，又未筹对外之情势者也。夫以今中国之岌岌也，苟能救国而富强之，则为共和总统可也，用帝制亦可也，吾向以为共和、立宪、帝制，皆药方也，药方无美恶，以能愈病为良方，治体无美恶，以能强国为善治。若公能富强自立，则虽反共和而称帝，若拿破仑然，国人方望之不暇。若不能自立，则国且危殆，总统亦不能保，复何纷纷焉？

自公为总统以来，政权专制，过于皇帝，以共和之国，而可以无国会无议员，虽德帝不能比焉，威权之盛，可谓极矣。然外蒙、西藏万里割弃，青岛战争，山东蹂躏，及十五款之忍辱，举国震惊，至第五项之后商，共忧奴虏。中国之危至矣，人心之怨甚矣！方当欧战至酣，列强日夜所摩厉者武事也，忽闻公改行帝制，日夕所筹备者典礼也，行事太反，内外震骇，遂召五国干涉，一再警告，及遣大使东贺加冕大典，道路传闻，谓于割第五项军政、财政、警政、兵工厂外，尚割吉林全省及渤海全疆，以易帝位，未知然否？然以堂堂万里之中国元首，称帝则称帝耳，不称帝则不称帝耳，虽古詈莽、操，然力能自立，安有听命于人如臣仆者哉！且公即降辱屈身，忍弃中国，祈请外邻，求称帝号，若晋之石敬塘之于契丹，若梁萧謦之于周，若南唐李煜之于宋，然强邻必察民意，可以义动，不可以利诱也。今既见拒大使，辱益甚矣，且名为贺使，必无拒理，今之被拒，益为鬻国以易帝之证，而国民益怒矣！假令受使结约有效，若法之待安南，若英之待埃及，或要索称臣，或名归保护，则全国军队长官，必皆派监督顾问，或派驻防之兵，或收财政之权，至是则国实已亡矣，虚留帝号，何能自娱？然公或者以求伸于四万万人之上，而甘屈于强国之下，能屈辱为之，而国民忧亡，必大愤怒，即诸将亦恐惧国亡而怒，不然，亦忧强国之派监军或顾问，或易而代之，彼诸将自知权位之不保，必不肯从公为降虏也，则必斩木揭竿，胜、广遍地矣。幸而见拒，中国尚得为中国耳。

然数月以来，举国之民，士农工商，贩夫竖妇，莫不含愤怀怒，党人日夕布谋，将士扼腕痛恨。顷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已遭剧死，海军之肇和兵舰，亦已内变，广东既乱，滇、黔独立，分兵两道入川、楚，破叙攻泸，遂争重庆，全川骚然。辰、沅继矣，湖南大震，武昌、长沙兵变继告，长江将响应之，蒙古并起，而山西、归化、绥远，亦相继沦陷，陕乱日剧，则拊北京之背，他变将作，外人将承之为交战团矣。公以军队为可恃乎？昔者滇、黔，岂非赞成帝制者哉，而今何若？今闻四川之陈宦，实与滇军交通，而贵州朝为助饷，夕即宣布自立，恐各省军队，皆类此耳，广西即可见矣。公自问有何德及彼，以何名分范彼，而能使彼听命尽忠耶？吾闻郑汝成告人曰：“帝制事吾不以为然，但无如何耳。”郑汝成者，公所谓忠臣亲臣，赠以破格之封侯者，然乃若此，可以推全国诸将之心矣。公以封号为笼诸将之心耶？闻各省诸将受封，多不受贺，或不受称，而云南唐、任，且即起兵焉。且公在清末，亦受侯爵，何能因是感激而足救清祚哉？若军既含怒，同时倒戈，于前数年突厥摩诃末废帝见之，吾时游突厥所亲睹者矣，然突厥尚远，公未之见。辛亥之秋，武昌起兵，不两月而十四省响应，清室遂迁，夫岂无百万军队哉？而奚为土崩瓦解也？此公所躬亲其役者也。

夫以清室三百年之深根固蒂，然人心既变，不能待三月而亡。公为政仅四年耳，恩泽未能一二下逮也，适当时艰，赋税日重，聚敛搜括，刮尽民脂，有司不善，奉行苛暴，无所不至，加比款千万，五国之巨款二万万，四年之间，外债多于前清，国民负担日重，然无一兴利之事。以盐为中国大利而税之，今全归之于外，以烟为中国之大害而禁之，今返卖之于官。近者公债之新法日出，甚至名为救国储金，欺诱苦工而取之，以供加冕之用，故兵急财尽。人咸疑交通、中国两银行亏空，人争起款，不信伪币，其势将倒。国会既停，选举既废，自治局撤，私立参政院代民立法，则失共和之体，天下岂有号称共和而无议员者？士怒深矣。如水旱游臻，盗贼满野，民无以为生，民怒甚矣。即无筹安会事，尚恐大变之来；而公之左右谐媚者，欲攀附以取富贵，蔽惑聪听，日告公者，必谓天下皆已治已安。人心莫不爱戴，密告长吏，令其妄报，伪行选举，冒称民意，令公不知民怒之极深，遂至生今日之大变。汉朱浮曰：“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力见仇者所快。”昔孙权为曹操劝进，操曰：“是儿欲踞吾于炉火之上耳。”今诸吏之拥戴公者，十居八九，闻皆迫于不得已，畏惧暗杀，非出诚心，举朝面从心违，退有后言，或者亦踞公于炉火之上，假此令公倾覆耳。贾谊所谓寝于积薪之上，而火其下，火未及燃，则谓之安。以公之明，且不察焉。且使今日仍如古者闭关之时，则公为诸将拥戴，如宋太祖焉，然犹未可。盖古之称帝者，固由力取，不必有德，然必积久坚固而后为之。然以曹孟德手定天下之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高欢、高澄有世济其美之才，皆为政数十年，举国臣民为其卵育；然尚徘徊逡巡，不敢遽加帝号。五代诸主，旦夕称帝，即岁月不保。然此皆闭关之世；若如石敬塘者，借外力而立，亦即为外虏而亡矣！夫共和非必善而宜于中国也，然公为手造共和之人，自两次即总统位，宣布《约法》，信誓旦旦，涣汗大号，皆曰吾力保共和，誓不为帝，于裘治平之请为帝，于宋育仁之言复辟，则皆以法严治之，中外之人，耳熟能详，至于今日，翩其反而，此外人因以大疑，而国民莫不反唇者也。

遍考地球古今万国之共和国，自拿破仑叔侄外，未有总统而敢改为帝者。美洲为共和国者凡二十，日寻干戈矣，然皆争总统耳，未有欲为帝者，更未有争为帝者也。中世意大利及德国诸市府之总统，未有敢为王者，即罗马之奥古士多，威定全国，实行帝权，亦兼用诸官职号，未敢用帝王之称。后世袭用恺撒、奥古士多者，以前代总统之名，为元首之号，行之三百年，至君士但丁迁都海峡，避去元老院之议，然后恺撒之号，传于后世，今乃力王者之称，即今德、奥尊号是也。恺撒为罗马总统，有手平法国，强安罗马之大功，有人进王者之月桂冠者，恺撒试戴之，其义儿渤尼斯即手弑之。近世墨总统爹亚士手平墨乱，七任总统，置三百年之墨乱于泰山之安，饬以欧、美之治，其文治武功，欧、美人莫不推为近今第一。吾游墨时，曾以殊礼待我，虽号为专制，然尚未废国会也，更未敢称帝号也。然第八任总统，迟不退让，遂使马爹罗振臂一呼，爹亚士遂夜出走，以其百战之雄，搏战之余，仅以身免。易曰：“亢龙有悔，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故也。”向使恺撒、爹亚士知亢龙之悔，识退让之机，则身名俱泰，照耀天壤，惜其聪明才武，而忍俊不禁，贪而不止，遂至身死名裂，一至于此！况才望功德，远不及恺撒、爹亚士，而所求过于爹亚士者哉？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已辱已殆矣，尚冒进不止，昔人所谓钟鸣漏尽，夜行不休，日暮途远，倒行逆施，则不止辱殆而已，必如恺撒而后已。求如爹亚士之能逃出，不可得矣！以公之明，何不思之？

且今公之心腹亲旧，宰相若徐世昌、唐绍仪，大将若段祺瑞，亲旧若张謇、费树蔚，皆纷纷远引。其他黎元洪、熊希龄、赵尔巽、李经羲、周树模、孙宝琦、汪大燮、罗文幹、马昶、汤化龙、梁启超、韩国钧、俞明震等，纷纷挂冠，其余群僚，尚不足计也。朝宇皆空，槐棘无人，即强留率退一二人，或畏死复来，然人心大可见矣。今所余在公左右一二谋议者，皆负罪畏死，怀抱异心，其余皆庸佞之徒，只供奔走而已。以此之人心，以此之人才，当承平继统之时，犹不能支，而谓可当内讧外拒，中外大变之世乎？昔公之练兵小站也，仆预推毂焉，今公用以威定天下，恃小站时心膂诸将，遍布中外也，然忠贞若王士珍，自辛亥玉步之后，即已拂衣高蹈，今虽强率而出，闻其在陆军部上奏，于臣字必加涂抹，实与张勋之强劲同焉，虽受恩私室，然实心清朝者也。

其沉毅若段祺瑞，以公之设模范团而夺兵柄也，乃自疑而辞去。近者频遭刺客，日欲出亡。若蔡锷兼资文武，举滇来归，而久投闲散，近且居宅无端被搜，因以恐惧，远走举兵。故公之心腹旧将，皆有自危之心，即有倒戈之志。盖以赵秉钧之忠而鸩死，以尹昌衡之壮而久囚，以黎元洪之公而久幽，若冯国璋、张勋、陈宦、汤芗铭、朱瑞、龙济光、陆荣廷，皆公之股肱，藉以坐镇南方者，乃闻宵小作间谍者，以造言生事，为希荣邀功计，谓诸将互相联合，各有异志，果遂频调重兵南下以防之，或曰遣刺客以杀之，致令诸将信而被疑，忠而见谤。即今张作霖、张绍曾，亦有嫌疑，则必鉴于赵秉钧、段祺瑞、尹昌衡之危迫，益生携贰耳。今各省诸将，暂为公用者，有奉、陕、豫、徽耳，然师旅之长，亦难一心。然则谁非蔡锷、唐继尧、刘显世、任可澄者？但观望待时耳。且夫各省将军师长，率多段、冯、张、王四人部下，咸受卵翼于诸师，而未有隶于公，其与明公恩义本浅，今主帅见猜，则部将生疑，咸恐不保，令之远征，诸将即不倒戈，谁肯为公出死力者？且公戎旅有几？不以遣征西南，则以防卫西北，所余军队，不过三数千众，保卫都畿，万难他遣，则可以持久？万一有变，更以何师剿之？顷闻模范团拱卫军有变，诛戮无数。夫模范团拱卫军，公之心腹千城也，然犹如此，则腹心难作，防不胜防。若各省内外联合，公更何以为计？辛亥之祸，鱼烂瓦解，可为殷鉴，窃为公危之！

近有新华宫内变，益令骇耸，以明公之族人，亲臣之爱子，警长之要官，且犹如此；袁英及公之二十年旧仆句克明，亦咸思剖刃于公，其他内史为公侍从近臣，亦多有同谋者，然则公之近臣亲臣若此者，正不知凡几，皆包藏祸心，旦夕伺发，互相交通，密相容匿，公宵夕寝处，何以为安？朝夕饔餐，何以为食？门庭侍卫，左右仆役，何以为用？朝觐召对，引见臣僚，何以为信？天怒人怨，众叛亲离至此，公自思之，应亦为骨变心警，毛发耸竖，无一刻为安者矣。昔王莽之末，亲若王涉，国师若刘歆，宰相若董忠，皆谋杀之。且以宋文帝之明，而死于元凶劭之亲。以明穆宗之正，而丧于韩金莲之手。他若董卓死于吕布，王世充死于宇文化及，仇雠起于闺闼，猛兽发于辇毂，枯木朽株，尽为难矣。公虽若王莽之忧不能食，李林甫之夜必移床，何以防之？昔宰相杨再思谓：“一日作天子，死可无憾”，果以叛诛。昔人谓左手据天下之图，而右手以匕首搭其胸，虽愚夫不为也。今天下汹汹，民生流血，百业停废，皆为公一人耳。南望川、楚，惨痛何极。夫公奄宅天下四年矣，至今薄海驿骚，乃欲望统一于内国愤起，外警迭来之时，平定于银行将倒内外将变之后，必无是理矣。故欲有所望，则必无可望也。常人仕宦至出将入相，亦终有归老之时，假令公四年前污病，不幸溘逝，已极人生之望矣。况公起布衣而更将相，身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总统，今又称制改元，衮冕御玺，而临轩百僚，奏臣陪位，已数阅月，亦足自娱矣；又过求之，恐有大患矣，公自审其才，上比曾、左、李诸公，应远逊之，而地位乃为羿浞、王莽，势变之险如此，尚不急流勇退，择地而蹈，徘徊依恋，不早引去，是自求祸也。易曰：“天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今公对清室，则近篡位为不顺，对民国则反共和为不信，故致天怒人怨，不助不祐，不吉不利，公之近状，必无幸免矣。然则与其为国人之兵迫而退位，何若公自行高蹈之为宜耶？以公之明，宁待再计乎？今仆为中国计，为公计，有三策焉。闻公昔有誓言，已买田宅于伦敦，若黄袍强加，则在汶上，此诚高蹈之节，远识之至也。若公禅让权位，遁迹海外，啸歌伦敦，漫游欧、美，旷观天地山海之大，娱游其士女文物之美，岂徒为旷古之高蹈，肆志之奇乐，亦安中国，保声名之至计也，为公子孙室家计，无以逾此。今既为左右所误，谬受大位，遂致内乱外拒，威信隳矣。然今为公计，为中国计，仍无以易此。明哲保身，当机立断，策之上也。次则大布明令，保守前盟，维持共和，严责劝进文武僚吏之相误，选举伪冒民意之相欺，引咎罪己，立除帝制，削去年号，尽解暴敛，罢兵息民，用以靖国民之怒，塞邻好之言，或可保身救亡，然大宝不可妄干，天下不能轻动！今者民心已失，外侮已深，义旅已起，不能中止，虽欲退保总统之位，或无效矣。虽欲言和，徒见笑取辱耳，必不可得矣。惟公审之！若仍逆天下之民心，拒列强之责言，忘誓背信，强行冒险，不除帝制，不革年号，聊以自娱，则诸将云起，内变飙发，虽有善者，爱莫能助，虽欲出走，无路可逃，王莽之渐台，董卓之郿坞，为公末路！此为下策。以公之明何择焉？公之安危，在于今日，决于此举，及今为之，犹可及也，过是欲为之，亦不可得矣。悔思仆一言，则无能为计矣。

往者外论有拥戴仆为总统之事，此诚有之，然仆力拒，亦与癸丑之夏同也。仆一书生耳，终日以读书为乐，懒于接客，畏览公牍，癖耽书画，雅好山水，自以为南面王之乐，无以比之，而甚畏事权也。仆自释褐入部时，未尝一到署，但忧国危，不得已而发狂言，亦如今日耳。当戊戌时，仆毗赞大政，推毂大僚者十余人，而己身未尝受一官，上意命入军机，亦未尝受。前年某大党势焰弥一国，戴吾为党魁，且欲推为总理，吾亦力拒不受，且嘱党人切勿投票相举，此皆公所知也。夫五声繁会，人之所好，而墨子非乐，疡痈秽恶，人之所畏，而刘邕嗜痂，人之性各有所述，非能强也，况今艰难之时乎？猥以虚名日被，后生捋扯，所谓元忠肉甘，徒供猎人之罗网而已。谣言无已，后必仍多，以公之明，想能洞之。故拥戴仆为将来总统者，仆视为凶危而力拒之。其推戴公以帝制者，亦为至险，望公亦力消除之。仆之不可受总统，犹公之不可受帝号改元年一也。我惟不为总统，故敢以规公亦并谢去，运有荣悴，时有穷通，惟我与公，正可互相劝勉也。

追昔强学之会，饮酒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惟吾与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感旧欷獻，今诚不忍见公之危，而中国从公而亡也。传曰：“忠言逆耳，药石也。”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仆度左右之人，明知阽危，不敢逆耳，窃恃羊裘之故人，廿余年之交旧，当中国之颠危，虑执事之倾覆，日夕私忧，颛颛愚计，敢备药笼，救公急疾。吾闻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今推戴公者，姑息之美疢也。传曰：“美疢不如药石。”惟智者能预见事机，惟善人能虚受善言。不胜冒昧屏营之至，惟公图之，佇闻明诲。北风多厉，春色维新，为国自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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