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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个人叫王掞，江南太仓州人，康熙九年的进士，选入翰林院，一帆风顺，早在康熙五十年，便已入阁拜相，官居文渊阁大学士。

其时正当朝中为废太子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王掞冷眼旁观，感触特深。原来他的祖父叫王锡爵，是前朝神宗年间的宰相，力争建储，而后果非常之坏。王掞对于他祖父在国史上留下这一段挨骂的记录，痛心疾首，耿耿于怀，总想替祖父争个面子回来。所以早在康熙五十六年，便上了个密折，建议建储。

自从太子废而复立、立而复废这两番大波折以后，皇帝已经想得非常透彻，身后之事，最明智的办法是暗中留意，择贤而立，所以很讨厌臣下谈建储。不过王掞年将七十，官已拜相，格外优容，只将他的奏折留中不发，以为置之不理，自然无事。

不久，山西道监察御史陈嘉猷，邀集同官，一共是八个人，联名上奏，亦是请早日建储。皇帝疑心王掞建言没有下文，指使陈嘉猷等人为他接力，大为不悦，便将王掞的原奏，连同陈嘉猷等人的公折，一并发交内阁议处。

当时内阁的首辅是武英殿大学士马齐，举朝皆知，他是拥护皇八子胤禩的。如今王掞主张复立废太子，与他心里的想法，形成冲突，所以马齐想借刀杀人，提出好些不准轻言立储的口谕作根据，将王掞定了死罪。

复奏送入乾清宫，王掞在乾清门外待罪，不敢进宫。皇帝却谅解了他，对另一个大学士李光地说：“王掞的话，原不能算错。不过，他不应该授意言官同奏，言官不能本诸良心、独立行事，成群结党、遇事要挟，是明朝最坏的习惯。你们把王掞的处分，拟得太重了，叫他进来，我有话开导他。”

于是王掞奉召入宫，皇帝招手命他跪在御榻前面，说了好久好久的话，声音极低，定罪一事，亦就宽免。连陈嘉猷等八人，亦无任何罪过。猜想皇帝已将继承大位的皇子，必须年纪较轻、体格壮健这两个条件，告知了王掞。

及至皇十四子胤祯封为郡王，受命为抚远大将军，特准使用正黄旗纛，等于代替御驾亲征。满朝文武，皆知大命有归。如今安藏一事，已经收功。恰又欣逢登极六十年，意料中将会诏告天下，立皇十四子为皇太子，谁知一无动静。而且众臣上表，三月十八日万寿，请准朝贺，皇帝亦复不许，心境这样之坏，是为了什么？王掞认为是皇帝对皇十四子深感失望，仍旧想立“二阿哥”，而苦于无法自我转圜，因而再度上奏，请释放二阿哥，话说得相当激切。接着又有广西道御史陶彝，纠合同官十一人，包括陈嘉猷在内一起上奏，与王掞所做的请求，完全相同。

这一下，激起皇帝的震怒。前后两次，事出一辙！头一次可以原谅他本心无他；第二次明知故犯，绝非偶然。在皇帝看，是王掞有意不让他过几天舒服日子，存心捣乱。其情可恶，其心可诛。再也饶不得他了！

于是皇帝在乾清门召集王公大臣，痛责王掞，植党希荣，而且提到他祖父王锡爵的罪过，他说：“王锡爵在明神宗时，力奏建储。泰昌在位未及数月，天启庸懦，天下大乱，至崇祯而不能守。明朝之亡，锡爵不能辞其咎。”

对王锡爵的指责，大致是不错的。明末的史实，在当时信而有证，神宗万历十年八月皇长子生，十四年正月皇三子生，他的生母郑氏立刻进封为皇贵妃。皇长子之母恭妃王氏，诞育元子，而未进封，显然无宠。从来帝王之家，母以子贵，而子亦以母贵，皇之子之母既然得宠，便很可能以幼夺长，被立为太子，所以宰相申时行等，上疏请立元子为东宫。皇帝拒绝，他的理由是皇后年纪还轻，尚未有子，倘如现在立了东宫，将来皇后生了嫡子，又将如何？

以后数年，便常有请求建储的争议，到得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从家乡省亲回朝，便全力推动此事。皇帝支吾其词，想出各种办法来拖延，最后计穷力竭，迫不得已在万历二十五年立皇长子为太子。此时共有五个皇子，除皇三子封为福王以外，其余三子封为瑞王、惠王、桂王。

万历四十九年七月，皇帝宾天，即为神宗。皇长子于八月初一即位，改明年为泰昌元年。哪知这个皇帝资质下愚，在热孝之中，荒淫无度，以致即位十天，便得了病。有个鸿胪寺丞李可灼，私下进了一服丸药，自称是“仙丹”，其实是由妇人经水中提炼出来的红铅，乃是一种壮阳的春药。皇帝服了一丸，觉得暖润滋畅，胃口大开，非常舒服。哪知再进一丸，到了五鼓天明，呜呼哀哉！这天是九月初一，在位刚好一个月。

这就是当初宫闱“三案”中的“红丸”一案。这个庙号光宗的皇帝既崩，皇长子即位，是为熹宗，宠信魏忠贤与乳媪客氏，搞得宫闱秽乱，丑不可闻，确是明朝亡天下的一个大关键。

康熙皇帝的意思是，倘非王锡爵极力主张立太子，则神宗虽然偏爱福王，但废长立幼，亦知臣下必然反对，不致贸然行事。这样到了临终之前，择贤而立，明朝的气运又当别论了。

“王掞莫非以为我是明神宗，没有主张，可以听任大臣摆布的昏君吗？”皇帝疾言厉色地说，“我本来没有杀大臣的意思，哪知大臣自取其死，我也就无可如何了。你们传旨给王掞，叫他明白回奏！”

皇帝很少有这样震怒过，也很少以处死来威胁大臣，因而举朝失色，甚至没有人敢拿笔砚给王掞，仿佛这样一做，就会被误认为王掞的同党，牵连获罪。

王掞就在宫门待罪。听侍卫传旨，要他回奏，却连纸笔都没有。思量面奏，又惮于天威，怕言语失误，反为不妙，迫不得已只好老实说了。

“无纸无笔，无从回奏，可否赐我方便？”

那侍卫于心不忍，替他找来一张纸，一支笔，一锭墨。王掞便伏在阶石上，用些唾沫将墨濡湿了，拿笔蘸了一蘸，写了一篇简单的奏疏。

他说：“臣伏见宋仁宗为一代贤君，而晚年立储犹豫。其时名臣为范镇、包拯等，皆交章切谏，须发为白。臣愚，信书太笃，妄思效法古人，实未尝妄嗾台臣，共为此奏。”

写完，由侍卫捧着呈上御前。皇帝看他自己承认是个书呆子，心里的气消了些，不过，最后一点，却还须细查——唐朝设御史台，所以御史称为台臣。王掞自辩，不曾嗾使陶彝等十二御史奏请建储，这话是真是假，当然要查。

查明王掞的话不假，同时建议同一事，只是巧合。其时王大臣议奏：王掞及陶彝等十二人，应革职，从重议罪。皇帝考虑下来，作了一个情理法兼顾的决定。

“王掞跟陶彝等人的奏折，都说是为国为君，如今青海、西藏一带，正在用兵，如果是忠君，就应该有灭此朝食的决心。这十三个人，可以暂缓议罚，照八旗满洲文官的例子，一律改委为额外章京，发往军前，交抚远大将军差遣，效力赎罪。”

在文官来说，这等于变相的充军。十二御史，尚在中年，王掞年将七旬，鬓眉苍苍，一旦到了大漠荒寒之地，必死无疑。因此，皇帝又作了一个权宜的处置，命王掞的长子，正在当翰林的王奕清，代父从军。王家兄弟很友爱，老二奕鸿正在湖南做粮道，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认为老父获罪，长兄出塞，自己何能恬然居官。所以变卖了自己的产业，与奕清同行，成了一段佳话，号称“十三忠臣一孝子”。

“安藏”的目标，可说已完全达成了。封号为“宏法觉众”的第六世达赖喇嘛，已在九月间坐床；拉藏汗的旧人康济鼐被封为贝子，掌理前藏后事；颇罗鼐被视同蒙古、青海的台吉，掌理后藏后事。同时有上谕：留蒙古兵两年，戍守西藏，以防准噶尔再度入侵。

但是，皇帝既未大赏将士，又不令抚远大将军班师，确是对胤祯抱着极深的期望，有他的一番打算。

皇帝是想到孟子上的几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让胤祯在穷边极塞，苦寒荒凉之地，磨炼个三年五载，不但“吃得苦中苦，可为人上人”，而且习于军旅，多经战阵，遇到外患内乱，才能从容应付。

当然，能够收服准噶尔，做到真正的统一，版图之内，尽皆臣服，是胤祯足以继位的一大资格。即使武功上差一点，可是领兵出塞有三五年之久，这番辛劳是其他皇子所不曾经过的，光凭这一点，选取他继承大统，亦可使他的同胞手足，无话可说。

因此，皇帝在三月间命平逆将军延信、副都统吴纳哈，领兵进驻西藏。五月间命胤祯驻兵甘州，渐次部署远征准噶尔。不幸地，就在这时候，先后发生了两处变乱。一处是在山东，有个盐枭叫王美公，聚众作乱，自封为“大将军”。这场变乱，形同儿戏，很快就为官兵扑灭了。

另一处比较严重，发生在台湾南部，有个原籍漳州府长泰县，移居凤山的朱一贵，是洪门天地会的首脑之一。虽以养鸭为生，但任侠好客，很有些前明志士、山泽英豪、奇僧侠客，出入其门，酒酣谈兵，意兴极豪。

其时承平日久，吏治日坏。知府王珍是个贪官，苛征暴敛，民怨沸腾。康熙五十九年冬天，格外寒冷，兼以地震，失业人多，谣言四起，于是起事的机会成熟了。

领头起事的是两个客家人，但用朱一贵的名义号召，一时远近宣传，声势浩大。四月十九正式竖旗，先占冈山，后攻凤山，连破清兵，五月初一占领台南府城，知府以下的文武官员，纷纷上船逃回福建。总兵欧阳凯阵亡，更使得局势急转直下，诸罗县城亦为北路军所占领了。

到得五月初四，朱一贵称王建号，但民间却送了他一个“鸭母帝”的称号。下置国师、太师、将军、都督、尚书、内阁科部、巡街御史等官职。“新贵”们拿戏班子里的行头穿在身上，招摇过市，后面跟着一班顽童，拍手嬉笑，了无尊严可言。

反清复明的大业，一开始便成了笑柄，因而有一首民谣：“头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称‘永和’，六月还康熙。”永和即是朱一贵所定的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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