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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华为的财政政策（第1页）

第二节

华为的“财政政策”

一个国家的财政政策，是指国家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它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工具。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合理安排财政支出、税收和借债水平，可以促进就业，减轻经济波动，防止通货膨胀，实现稳定增长。

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与凯恩斯主义学派（又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着很大的关系。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主张，一个国家可以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赤字财政，刺激经济，维持市场繁荣。18世纪末以来的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的观点上，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指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主张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积极的财政政策”），它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的总需求，主要措施有增加国债、降低税率、提高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换句话说，政府本身也更多地承担“经济人”的角色，在市场低迷的时候主动出击，可以抵消市场低谷对经济持续性的破坏。例如，许多国家会在经济萧条时期投资一些基建项目，一方面促进了就业，另一方面也能带动许多行业产能的持续运行。

但是，尽管凯恩斯主义在许多国家的实践中均有应用，但仍然一直受到自由经济支持者的反对。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破坏了市场的完整性，他们认为市场有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行动力，一切经济资源都会随价格变化而迅速调整，经济自动趋向均衡。这样的话，政府对经济的一切干预都是不必要的，也是无效的。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失业人数增加、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现象，即滞胀现象，这使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

中国长期奉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总体思路上与凯恩斯主义一致，但在实际执行上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有一点差别。凯恩斯主义作为经济学派，从市场缺陷的角度出发，主张政府应当对市场进行干预，但如何干预是个问题。如果是仅仅为了修补市场波动而进行逆向操作，比如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而人为制造就业岗位，这可能是饮鸩止渴，甚至不利于落后产能的淘汰。中国的实践并非简单的政府主动出击，而是带有战略意义的。例如修建高速公路，中国的做法不仅仅是解决当前拥堵的路段，还要把高速公路建到地广人稀的西北地区，促进国家经济面向未来的一盘棋发展。我们现在看到的产业升级、发展高科技以及“一带一路”倡议都是国家战略的体现，而这种国家战略不是某个企业、某些集团能够带动的，必须由政府财政政策作为龙头来推动。

国家的财政部门如果放在企业，就相当于财务部门。财务部门在华为的正式名称是“财经部门”，包括财经管理委员会、财经管理部、地区部财经等，这与“财政”有相似的道理。“财政”是理财之政，并非为财而政，而是“财”与“政”的统一，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财”与“政”统一思想的体现。同理，企业这个“小宇宙”也应当有“财”与“经”的统一思想，这体现出财富由经营而来的理念。企业的财务并非盯住钱袋子就可以了，而是要实现“财”与“经”的融合，它扮演着投资人的角色，但也非闭着眼睛不管经营，而是与经营者共同探讨财务的合理应用，培育优秀的、有发展潜力的苗子，及时去除杂草，通过积极的、有战略目的的财务经营主导企业的发展方向，做到科学决策、精准且有效地施策，避免盲目的市场导向造成的经营损失。

华为的战略能力之所以强大，也是因为得到了公司集中的财政力量的支持。试想，如果华为搞了多元化经营，很多财政支配权力下放到经营单位，大家各自为战，如何能够实现公司的一个总体目标？多元化经营看似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哪里有钱就去哪里，但这种打法完全不能形成高瞻远瞩的战略规划和执行能力。华为在资源分配上一直与战略目标挂钩，例如对于某些有发展前景的项目，即使他们挣的钱没有那些“现金牛”部门多，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处于亏损状态（比如基础研究部门），公司也仍然会给他们更多的奖金，鼓励公司资源向重点战略部门转移，加快战略目标的实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司的经营就是战略性财务经营。所谓战略性财务经营，就是要立足于企业发展方向，从长远的、更高的角度来经营企业的财务。与单纯的财务管理相比，战略性财务经营的基本特征有以下三点。

（1）综合性。单纯的财务管理活动着眼于企业的日常财务工作，是对经营活动的事后管理，而战略性财务经营则需要与业务深度结合，并非只是数字上的分析和预测，而是立足业务成长而预先得知资源需求，从而为未来的筹资和运用做好准备。

（2）外向性。现代企业经营的实质，就是始终进行内外环境的资源调整，以适应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内部条件、经营目标与市场环境三者保持动态平衡，因此企业的财务政策就不仅仅是对内服务，而是要跳出企业的视角看企业的经营，即以投资者的视角对待企业内部的业务。

（3）前瞻性。传统财务管理多数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财务目标，短期化特征较为明显，缺乏战略意识，不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性财务经营以战略管理为导向，要求财务决策者树立战略意识，从战略角度来考虑企业的经营目标，制订财务管理发展的长远规划，充分发挥财务管理的资源配置功能和预警功能，以增强企业在复杂环境中的应变能力，不断提高企业的持续竞争力。

要做好企业内部的“财政政策”，首先要集中进行财务管理，做好内部“税收”工作。税率并非越低越好，过低的税率会使国家财政紧张，难以保障公共开支，也难以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战略目标。华为在支付高额奖金和分红之前，并没有承诺会给员工高额报酬，例如，华为从来没有给销售人员提成。换句话说，员工创造的利润大部分被“收缴”到公司，这使得公司有足够的资金布局很多战略性举措，如发展海外市场、投资基础性研究、发展“备胎性”的短板产品等。可以想象，如果不是企业高层亲自参与这些经营决策，而是把资金和权力分散到各个事业部，那么所谓宏伟的计划就永远都不可能实现。

“高税收”的前提是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华为践行了知识资本的承诺，践行了对劳动价值的认可，所以公司的利润最终还是分给了员工。但是，这种分配并非随意进行的，也不是谁“缴纳”得多就分得多，而是要使用科学方法的。政府财政支出包含“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两种，所以企业“财政”也应当有类似的“公司采购”和“公司转移支付”两种形式。这里的“公司采购”只是一个类比，而非真正的对外采购业务。它是公司将内部资产购置和人员工资报酬看作一次购买行为，但这种购买行为是要有回报的，是为一项投资而垫付的成本。所以，华为在评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要上马的项目前都要计算投资回报，没有价值的岗位要立即去掉，基建、办公等成本也要摊销到每个部门和人员身上。“公司转移支付”表现在部门之间的内部结算方面，因为有些部门创造收入，有些部门提供支持，创收部门之间也有联合作战，大家都有贡献，但没有市场价格的可比性，公司需要对各自的贡献大小进行评估，确定内部分配比例。

通过比较华为公司治理的“烹小鲜”之法与国家财政政策的“治大国”之策，我们可以看到把管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奇妙之处：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与国家战略相结合，这是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补充和发展，这是经济学者不容易看到的；而企业经营者如果懂得运用宏观经济的财政手段掌控企业财务经营，便可以站在更高的视角统筹企业资源，支撑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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