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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所有这些“书”，都是用一种木头做成的笔写就的。斯坦因曾经从遗址中挖出过木笔的实物，它利用树枝，将一端削尖，蘸上黑色墨汁，就是一支很好用的笔了。

卢文是中亚古代一种已死亡了的文字，该文字的研究者林梅村教授介绍过，就目前所知，这种文字的最早期遗迹，是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即佛教历史上著名的“无忧王”阿输迦）统治犍陀罗（它的中心在今天巴基斯坦北部的白沙瓦）时颁布的摩崖法敕，最晚的文物是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南部鄯善王国君主元孟（即本书后文提到的鄯善五王中的最后一位伐色摩那）时期的木简文书。流行的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至公元四五世纪。一个时期，这种丝绸之路上曾流行的商业和佛教用语还一度流传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洛阳。

有一个神话故事讲到了这种文字的起源，这个故事记录在《大集经》里：

据殊致罗娑菩萨说，在世界之初日月星宿尚未创造时，有一位国王的夫人，因贪恋淫欲与驴交合，生下了一个儿子，这是一个奇形怪状的非人非兽的东西：“头耳口眼，悉皆似驴，唯身类人而复粗涩，较毛被体，与畜无异。”（驴首人身怪物）它的母亲很惊恐，将它投在厕所中，但却被一位称作“驴神”的罗刹妇救走了，将它带到了雪山之中哺育：“几至长成，教服仙药，与天童子日夜共游；复有大天，亦来爱护。此儿饮食甘果药草，身体转异，福德庄严，大光照耀，如是天众同共称美，号为卢虱吒大仙圣人。以是因缘，彼雪山中并及余处悉皆化生种种好花好果，好香好药，种种清流，种种好鸟，在所行住，普皆丰盈。以此药果，资益因缘，其余形容粗相悉转，身端正，唯唇似驴，是故名驴唇仙人。

唐朝人吉藏撰写的《百论疏》中讲到了这位驴唇仙人的事迹：

“昔有梵王在世，说七十二字以教世间，名楼书。世间敬情渐薄，梵王贪吝心起，收取吞之。唯呵、区两字从口边坠地。世人贵之，以为字王。故取区字置《韦陀》首，以呵字置《广主经》初……《毗婆沙》云：瞿毗婆罗门造梵书，卢仙人造卢书，大婆罗门造皮陀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古代印度正像在中国一样，人们把文字的发明权归属于某一位传说中的仙人。梁朝和尚僧佑写有一本书《出三藏记集》，其中的第一卷《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里甚至说：

“古时候创造文字的人一共有三个，最大的名叫梵，他创造的文字向右书写；次一位名叫楼，他的文字向左书写：年少的叫仓颉，他的文字向下书写。梵和楼主在天竺（印度），皇史仓颉主在中华。

唐朝段成式的书《酉阳杂俎》中夸张地说：

“西域有驴唇书、莲叶书、节分书、大秦书、驮乘书、树叶书、起尸书、石旋书、覆书、天书、龙书、鸟音书等，有64种。”驴唇书即卢文。

这种文字从右向左横写，看上去似蝌蚪。可能在公元一世纪，流行于古代印度西北部的卢文字传到了塔里木盆地南部。它要在于阗（今和田一带）和鄯善（今若羌一带）两个地区流行，不过最主要的地区还是鄯善。在尼雅遗址发现的数以千计的用此种文字书写的文书证明了这一点。卢文书主要是用木头制成的简牍，即将木头削成不同的形状，在上面书写文字，只有及少数文书（大约二十五件）是写在皮革上的。在尼雅，不同形状的木简书写的内容也不相同。另外，在楼兰还发现写在纸和丝绢等上的卢文字。在和田发现的“马钱”上也有卢文字的铭文。

尼雅的卢文书发现之后，首先的问题是解读。因为是死文字，在今天看来无疑是“天书”。这是最具挑战性的研究工作，大致上与文书的发现同步，对它们的转写和释读工作也开始了。当第一批文书出土后，英国语言学者E。J。拉普逊（E。I。Rapson）受到委托着手文字的释读。后来这项研究工作还有其他几位欧洲语言学者（A。M。Boyer，E。Senart，P。S。Noble）的参与。到1929年为止，卢文书中的主要部分，大约七百六十四件都得到了转写、释读和发表。这就是那部称作《卢文题铭》（harosthiInscriptions）的著作。

转写、释读后的卢文书，还需要翻译成今天使用的文字。最早是译成了英文，由另一位英国语言学家T。贝罗（T。Burrow）完成。1939年，他出版了《尼雅卢文书别集》（FurtherKharosthiDocumentsfromNiya），发表了《卢文题铭》一书编号以外的18件文书（编号765…782）的释读和译文；翌年，出版《新疆出土的卢文残卷译文集》）TranslationoftheKharosthiDocumentsfromChineseTurkestan），发表了490件文书的译文及笺释。这部著作后来译成了汉文非正式出版。

贝罗在解读和译释之外，还做过卢文语法等方面的研究，这些已属于古代语言学的领域。后出土的文书中，华盛顿大学邵瑞祺（RichardSalomon）教授做过零星的释读。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于卢文书的释读工作，主要是由外国学者开展的。

林梅村于1988年出版《沙海古卷——中国所出卢文书（初集）》，收录了由他转写、译释的588件卢文书。这些文书分为三个类型：国王谕令、籍账和信函，沿用了波叶儿等人在《卢文题铭》一书中的编号。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工作看来还未完成，因为有一批其它类型的文书——例如属于法律文书的判决书与书面契约，以及一些文学作品等——尚未得到译释。幸而在法律文书方面，还有贝罗的译释。不然的话，那将是一个巨大的缺憾。

这样，关于卢文书的译释方面，便有了贝罗和林梅村两种译释本，大致上是可以互相参照的：林梅村译释本中所阙译的法律实务文书部分，正好由贝罗补充了；同样，贝罗译释本中所阙的籍账文书，也由林海村译本补充了。尽管这两个译释有所差别，在有些译释部分甚至出入很大，影响到对文书内容的理解，但还不至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因为，所有的文书都是遵守当时的法则予以记录的，这样就保证它们从整体上是可以加以理解和阐释的。对于某件个别文书中存在的文不达意的释译，在其它的文书中则能够得到补充。

除了译释和语法方面的属于专门领域的研究工作，学者们还开展了其它一些方面的研究工作，在此没有必要赘述，它们是本书所追述的尼雅古代绿洲往事的学术基础。

有一个情况需要一提，就是卢文书的保密方式，看上去非常巧妙。这种设置用于楔形简和矩形简牍中，一般都采用双简即上下两片木简的形式，上片可以称作封盖，下片可以称作底牍，那种保密的设置，是在上下牍的中间部位都刻有用来捆扎封绳的槽口，在上片即盖牍中部另外刻出长方形或者方形的凹槽；当文件书写完毕、用封绳（一般是三道）捆扎后，将绳头部分置于凹槽中，以封泥填充，上面加盖以印章。

卢文法律文书中提到的一种颇具特色的仪式——“断绳”，应当与此种保密设置有关。关于印章及其印记也曾经发现过很多种类型，在加盖于封泥上的印记中，发现了古代希腊神雅典娜（Athene）的肖像；可能还有厄洛斯（Eros）、赫拉克利士（Heracles）等；另外还有东方风格的印章，例如一枚类似塞克王墨爱斯（Maues）的头像的印记，当然还有汉文的印记（参见插图）。与这些印记有关的印章也已经发现了一些，但是要是与封泥上的印记做全面的嵌合也不是容易的事。不过，关于印章和印记倒是些有趣的艺术品。

在尼雅，这些卢文记录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呢？我们可以看到，卢文是当时使用的主要文字，用来书写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件：除此之外还使用汉字，所书写的两种书体——隶书和接近草书的字体，分别记录精绝王室的通信和后来西晋政府下达的公文，都是上层社会所使用的。至于当时人们所说的语言，根据研究的结论，是一种混合了当地方言的犍陀逻语，后者可能是后来随着卢文字一起传入尼雅的。

第三部分　精绝王的宫殿第17节　精绝王的宫殿

位于遗址区最北部的编号N。XIV的废墟是一处规模很大的建筑，由3座大型房屋和一座奇特的用木板建成的“垃圾坑”以及一些土坯墙等组成。这么大型的建筑在尼雅遗址中极为罕见。另一个奇特之处在于：除了在“垃圾坑”的上部出土了一枚用卢文书写的皮革文书之外，在这个遗迹中出土的文书都是用汉文书写的，一共有大约三十四枚。

1906年，斯坦因在“垃圾坑”中挖掘出11件汉文简牍，从内容上看都是赠送礼物的表文。这些文书中提到了“王母”、“王”、“大王”、“臣”、“夫人”、“春君”、“且末夫人”、“大子”等，从这些称谓上看，文书中提及的这些人应当属于当地王室的成员等。文书的行文很儒雅，书法（隶体）也颇具特色，这大约是当时的风尚。

1931年的第四次调查，在此遗迹中又发现了21枚汉文简牍。这批文书下落不明，其发表费了番周折。现在所见到的录文，是兰州大学历史系王冀青教授在英国图书馆东方与印度事务部收藏品部费心查阅的结果。这些文书都属于官方文件性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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