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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对于方孝孺而言，身怀匡世之才而无用武之地，实在是件憾事。此后十年，他只得隐居在家，把心血都放在著书立说上，著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等。他虽然生活清苦，贫病交加，甚至连日断炊，仍然奋笔不辍。一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经人再次推荐，朱元黄子澄像璋才让他担任陕西汉中府学教授。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朱允炆即位，怀抱“明王道、致太平”志向的方孝孺，终于在年轻皇帝朱允炆那里寻找到了实现理想的机遇。

前面我们说过，建文帝崇尚儒家仁政之说，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祖父“洪武”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时，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饱读诗书的才子都受到重用。建文帝的治国措施与方孝孺的仁政主张相投合，方孝孺更是受到建文帝的青睐，先任翰林侍讲，后迁文学博士，日侍建文帝左右。据《明通鉴》记载，建文帝读书每有疑问，便立即召方孝孺为他讲解；临朝奏事时，遇到需商议的地方，也命方孝孺前来批答；宫中纂修《太祖实录》及《类要》等史书，也由方孝孺担任总裁。当时朝廷的诏书、往来的檄文大都出自他的手，建文帝对方孝孺，可谓言听计从，非常倚重，君臣关系十分契合。方孝孺对这种“知遇”之恩十分欣喜，“风软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阑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在建文帝身上，寄托着方孝孺的政治理想——提倡仁政，反对暴政。

在方孝孺的辅佐下，建文帝大力着手改革，史称“建文新政”。他们崇尚礼教，锐意文治；废除严刑峻法，大赦疑狱。同时又采取重农桑，兴学校，赈济灾民，蠲荒田租等与民休养生息的措施，使国家呈现一派祥和的景象。时人赞叹，建文时，法网疏阔，道不拾遗，士风朴茂，尚义者多。

然而，建文帝在安定的生活中成长，接受的是儒家学说的熏陶，缺少对现实的了解，而且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读书人，因此改革中难免有理想主义色彩。他接受方孝孺的建议，在诏行宽政的同时，锐意复古，甚至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他还使用一些《周礼》中的官名，依古制改革某些官职。复古这些制度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从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建文集团过重的文人气息，成为他最后失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种对实现政治理想的渴望与对知遇之恩的感戴，使方孝孺无论从情感还是理念上都把建文帝视为千古一遇的圣主，并将自己的命运与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就此一点而言，在后来的靖难之役中，他是决不可能降于成祖朱棣的。

瓜蔓抄

在靖难之变中，方孝孺与朱棣是势不两立的。建文帝讨伐燕王的诏檄大多出自方孝孺之手。朱棣曾经两次试图以罢兵作为缓兵之计，都被方孝孺识破，并力劝建文帝不要被他迷惑，使得朱棣屡屡未能得逞。方孝孺还多次为建文帝出谋划策，甚至使用反间计来离间朱棣父子。朱棣夺取帝位后，方孝孺不肯起草登基诏，受新仇旧恨夹击的朱棣终于没能压住怒火，方孝孺遂惨遭灭“十族”。朱棣如此残酷的报复，也说明两人积怨之深。

况且方孝孺所代表的决非他一个人的志向，他代表的是大多数江南士人的理想。在江南士人眼里，“削藩”与“靖难”之争，决不仅仅是朱姓内部的皇位之争，而是仁政与暴政之争。“仁政”理想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群体意识，江南又是当时最大的文人渊薮，名儒辈出。在洪武政治下，他们所遭受的打击，比之其他地区的士人更为酷烈。当时的著名诗人高启、张羽、杨基诸人均被迫害致死，甚至连开国功臣刘基也最终郁郁而死，正如解缙在为太祖所上封事中所说：“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这是一个政治稳定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时代，政治气氛异常凝重，文武大臣人人自危。生活在此一时代的士人，他们所拥有的只能是惴惴不安的畏祸避害心理，而不可能有扭转乾坤的守道抗势壮志。

只有当洪武时代结束而朱允炆登基后，士人们似乎才迎来了转机。从改元“建文”的新年号里，他们不难发现这位建文皇帝想要改变洪武时的恐怖主义政治的决心。这种情况下，文人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再也不用担心像洪武朝那样动辄以一言获罪，因此他们胆量也大了，对朝政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建文帝忠心耿耿。这是江南地区士人支持建文的一个重要原因。自幼饱受儒学熏陶的年轻皇帝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似乎意味着一个仁治时代的到来。

然而，朱棣的起兵并取得最后胜利，无情地粉碎了这种理想，方孝孺不顾“灭十族”的惨况，毅然选择赴难，他的殉难，是对建文帝“知遇之恩”的报答，体现着“士为知己者死”的高尚气节，更是对破灭的理想的殉节。建文“秀才朝廷”中的其他士人，如齐泰、黄观、陈迪等，也与方孝孺一同赴难，誓死不屈，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见，方氏与一时死难之江南士大夫，都并非“慷慨于一时”，他们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自己的仁政理想，而前赴后继的。

方孝孺在南京政权的影响极大，代表了当时江南民气，如果方孝孺肯归顺朱棣，那么其他官员自然也就会臣服。然而方孝孺始终忠于前帝，那么他的门生派系也就不可信任。朱棣灭方孝孺“十族”，把方孝孺的学生都牵连进来，实际上是要彻底清除那些深受方孝孺思想影响的人。恰如学者方东岭指出，方孝孺之死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方孝孺为江南地区士大夫的一个典型。方孝孺的死不能被视为一种个人行为，它是明前期士人儒家政治理想昙花一现后破灭的标志。

与此同时，其他的建文馀党也遭到了血腥镇压。事实上，朱棣入南京后立即揭榜（悬赏捉拿）黄子澄、齐泰、方孝孺、铁铉等建文帝臣子数十人。出逃在外的齐泰、黄子澄均被捕获，全家被诛。齐泰本已脱险，他因担心引人注目，将所骑的白马染成黑马，马奔跑出汗，黑墨渐渐脱去，反倒被人起疑拿住。

兵部尚书铁铉，死守济南被俘。他曾经在济南城下用诈降之计，差点杀死朱棣。朱棣亲自审问，铁铉宁死不肯面对朱棣，背向而坐。朱棣让他回头看一眼，终不可得。朱棣盛怒下命人割去铁铉的耳朵、鼻子，铁铉仍然谩骂不止。朱棣命人将他凌迟碎剐，将其尸投入油锅，炸成焦炭。

御史大夫景清谋刺朱棣未遂，被剥皮填草，挂在城门示众。有一天晚上，朱棣梦见景清披头散发，拿着剑追杀他。第二天，朱棣又让人用铁刷子将景清尸身上的肉一块块刷掉，肉刷光后，还将骨头打碎。朱棣犹不解恨，将景清灭族籍乡，就连景清的街坊邻居都受到株连，这种打击面比“杀十族”还要宽，只要跟景清有这样那样的关系，都可能被株连。例如，青州教谕刘固曾因母亲年迈提出辞职，景清写信给刘固，让他到京城来任职。就因为这样简单的引荐关系，刘固全家被杀，连他的老母都没有放过。

御史高翔在朱棣即位后穿着丧服入见，朱棣大怒，除了诛其族外，还将高翔祖先的坟墓挖开，掺杂上一些牛马的骨头，一起焚成灰扬掉。又将高翔的田产分给附近的百姓，征收特别重的税，目的是为了让乡亲世世代代骂高御史。这种连种高翔田地的普通百姓都受到株连的做法，简直是闻所未闻，几近变态。

这些忠于建文帝的人，其妻女都被发往教坊司，充为官妓。方孝孺女儿流发教坊。铁铉妻杨氏被送往教坊司，随后即亡故了，后教坊司按圣旨吩咐，将其尸体抬出门喂狗。铁铉的两个女儿被发往教坊司为娼妓，数日不受辱，铁铉的学生高贤宁与朱棣的亲信锦衣卫纪纲有交情，托他说情。朱棣总算动了恻隐之心，放过了铁铉的两个女儿，两女后来都嫁给高贤宁为妻。

朱棣对建文帝的亲信大臣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展开的一场又一场大屠杀，被人称为“”。其残酷的程度不下于乃父朱元璋惩处胡惟庸、蓝玉党案。

成祖朱棣对建文旧臣的杀戮前后长达十馀年，在晚年时法禁犹严，直到仁宗朱高炽即位后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成祖实行这种近于疯狂的严法酷刑，一方面与其个性有关，但更为本质的原因则是内心的虚弱。他发动靖难之役，说到底是夺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在皇位继承的合法性上是要大打折扣的，这一点他自然心知肚明。因此，他希望能够用屠刀堵住人们的非议之口，并想尽办法证明自己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方孝孺的死无疑是轰轰烈烈的，《明史》称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然而遗憾的是，他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而是皇室内部的自相残杀，这使得他以身殉道的壮举减少了许多悲壮的色彩，因而被人称为过于“迂直”。明代人王廷相就认为他的死不能与文天祥相提并论，认为他实为“忠之过者”，因“自激之甚”而卒招杀身之祸，这种“轻重失宜”的举措，“圣人岂为之”！至清人吴敬梓作《儒林外史》时，还说方孝孺“迂而无当”。方孝孺虽大义凛然，但又显得过于“迂直”，从而带有某种历史的尴尬。

郑和七下西洋

这蔚为壮观的七下西洋却留给人们无穷的思索，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派遣？如此大规模的船队，是如何进行远航的呢？为什么规模如此庞大的航海活动、航海贸易随着郑和的故去，就戛然而止？既然已经拥有如此庞大的舰队，为什么晚明和清朝时的海军面对入侵者却不堪一击？

明永乐三年（1405）六月十五日（公历7月11日），在“天下第一港”江苏太仓刘家港码头，人头攒动。世界上第一支由两百馀艘舰船和两万七千八百多名官兵组成的庞大船队正待出发，桅杆如林、风帆如云、气势磅礴。在明成祖朱棣的旨意下，身为“钦差总兵正使”的太监郑和本着宣扬国威，“怀柔四夷”、“和顺万邦”的宗旨，将率领着这支庞大船队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远洋航行。这支船队将泛海南下到福建的长乐候风，等到冬天东北季风吹起，云帆交挂时，才正式向“西洋”进发。

，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到达了三十多个国家、地区，船队规模之大，航程之远，持续时间之久，在人类历史上都前所未有，可以说是开拓万古之旅。郑和的首次远航，比哥伦布首航美洲早八十七年，比达·伽马开辟东方新航路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从美洲航行到菲律宾早一百一十六年。美国《百科全书》“郑和”条如此写道：“15世纪初期的中国将领郑和，几乎于葡萄牙人乘船绕过非洲抵达印度一百年前，就率领海军对印度洋做过七次远征。”　的壮举，在世界航海史上都属于奇迹。六百周年后，由于这一天的特殊意义，7月11日被定为中国的“航海日”。

1433年，郑和逝世了。在一个盛夏炎热的傍晚，远洋船队静静地驶入太仓刘家港，明宣宗诏令：停止“下西洋诸番国宝船”、停止“各处修造下番海船”　……宝船从此就停泊在那个曾经热闹异常的港湾里，大明帝国辉煌一时的远航就此突然停止了！

然而，这蔚为壮观的七下西洋却留给人们无穷的思索，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派遣？如此大规模的船队，如何进行远航的呢？为什么如此庞大规模的航海活动、航海贸易随着郑和的故去，就戛然而止？既然已经拥有如此庞大的舰队，为什么晚明和清朝时的海军面对入侵者却不堪一击？

七下西洋

郑和，本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人，洪武四年（1371）生于一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现代学者根据《郑和家谱首序》、《赛典赤家谱》考证，郑和为元朝政治家、中亚布哈拉贵族赛典赤的六世孙，可以说先祖是异常显贵的。赛典赤在元朝声名显赫，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由阿拉伯迁徙到中亚的布哈拉，再由布哈拉迁徙到中国，昆阳马氏即为赛典赤后裔中的一支。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蓝玉等率三十万大军征讨云南。在战乱中，年仅十一岁的郑和被明军掳获阉割，在军中做“秀童”。云南平定之后，郑和随军调往北方，先后转战于蒙古和辽东等地。郑和因“丰躯伟貌，博辨机敏，有智略，习兵法”，被选送到北京燕王朱棣的府邸服役，深得燕王的喜爱。在“靖难之役”中，郑和跟随燕王朱棣南征北战，建立了不少战功。朱棣登上皇位后对郑和更加信任。永乐二年（1404），朱棣为表彰郑和的功绩，亲笔写了一个“郑”字，赐他为姓，从此更名郑和，史称“　三宝太监”。永乐三年，明成祖派遣郑和出使西洋，揭开了的序幕。

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郑和凭借强大的国力，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了印度洋、阿拉伯、东非各国，航程十万馀里，最南到爪哇，最北到麦加，最西到非洲东海岸。航行中“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场面十分壮观。

第一次：永乐三年至永乐五年（1405—1407）。郑和为主使，王景弘为副使。率水手、官兵，随行还有采办、工匠、医生、翻译等两万七千八百多人。有“宝船”六十二艘，加辅助船，共两百馀艘。宝船最大者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仅舵就重四千公斤，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从江苏刘家港出发，到福建长乐太平港作好远航准备，扬帆南下，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暹罗（今泰国）、爪哇、苏门答腊（今属印尼）、满剌加（今马六甲）、锡兰（今斯里兰卡）、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再行至印度洋西海岸返回。苏门答腊、古里、满剌加、小葛兰（今印度奎隆）、阿鲁（今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等国国王遣使随船队来中国“朝贡方物”。

第二次：永乐五年至永乐七年（1407—1409）。在郑和刚回国十几天后，就第二次下西洋了。路线与上次相同，至印度西海岸柯钦及当时中东贸易中心卡利库特。郑和还专程到锡兰，对锡兰山佛寺进行布施，并立碑为文，以做永久纪念。

第三次：永乐七年至永乐九年（1409—1411）。此次仍由刘家港启航，至福建开洋。这次航行以东印度洋为中心，经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再沿印度西海岸北上，到达孟加拉湾。这次途中曾遇险，《明史·郑和传》载：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发兵妄图劫持郑和船只。郑和临危不惧，生擒亚烈苦奈儿及其家属、头目。回国后，献俘于朝，群臣主张杀掉他们，明成祖则宽大为怀，把他们遣放回国，海外闻之，无不感服。

第四次：永乐十一年至永乐十三年（1413—1415）。1413年底东北季风一到，船队启航，航线与以前大体相同，但却远至波斯湾，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大宗船队沿旧航线到古里后，渡阿拉伯海停靠波斯湾口忽鲁谟斯。分宗船队已自苏门答腊出航，扇形向西渡印度洋，访问溜山国（马尔代夫群岛）和东非海岸的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卜剌哇、麻林；向北过阿拉伯海，抵达阿丹、剌撒、祖法儿，自阿丹再分宗进入红海，访问天方国、默伽、默德那。分宗船队航行历时两年，更多的贡使来华。

第五次：永乐十五年至永乐十七年（1417—1419）。这次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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