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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394）十一月二十九日，被赐死。

宋国公冯胜，在自家府第外筑稻场，把缸埋在下面，在缸上设板，加以碌碡，取有鞺鞳声，走马为乐。有仇人状告冯胜，家居不轨，私藏兵器，意图谋变。朱元璋召他入朝，赐以酒食，说是决不轻信别人的谣言。冯胜喜不自禁，谁知刚刚回到家里，即毒发而死。

定远侯王弼，居家时叹道：“皇上春秋日高，喜怒无常，我辈恐怕很难活下去了！”此话一出，就被特务告密，立即赐死。

至此，开国功臣已所剩无几，即便有几个，也早已远离朝廷，不涉政事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得以保全，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人都死在胡、蓝党狱之前。沐英因镇守云南，得以偏安无事。汤和则因早早解甲归田，绝口不谈政事，才得以寿终正寝。

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确立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精心策划了一场又一场大屠杀，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并且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律扣上“胡党”、“蓝党”的帽子。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把开国功臣杀得如此彻底的，确实应数有明一代。历史的血腥至今犹能闻到，权力的“棘杖”又何曾一时光滑可手过呢？

正可谓“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靖难之役

建文帝的下落

，南京城破，燕王朱棣夺取帝位。宫中起火，建文帝不知所踪，有说自焚宫中，有说化装成僧人出逃。一场大火湮灭了一段历史，建文帝的下落也就成为明史的一大未解之谜。

，南京城破，燕王朱棣夺取帝位。宫中起火，建文帝不知所踪，有说自焚宫中，有说化装成僧人出逃。一场大火湮灭了一段历史，建文帝的下落也就成为明史的一大未解之谜。

建文帝朱允炆为明朝的第二代皇帝——明惠帝，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长孙，建文为他的年号。蓝玉党案时我们已经提到过，本来这个皇位理应由朱允炆的父亲朱标继承，朱标作为皇长子，很早就被立为太子，可惜英年早逝。朱元璋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便把长孙朱允炆立为皇储。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逝，朱允炆即位，此时的他已二十一岁，正是英姿勃发的时候。

建文帝本性慈善，崇尚文治，向往儒家的仁政。明太祖朱元璋以武力夺得天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右武的局面。洪武时，大都督府的左右都督都是正一品，都督同知也是从一品，而六部尚书却只有正二品。《大明律》中还明文规定，文官不许封公侯，因此朱元璋的主要谋士刘基仅仅得封“诚意伯”，而武将得封公侯者甚多，称王者也不少。在这种局面下，文官在朝政中的地位也可想而知了。建文帝即位后，一改尚武的风气，大力加强文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同时，大开科举考试，并屡次下诏要求荐举优通文学之士，授以官职。建文帝身边几个被委以重任的大臣都是饱读诗书的才子，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正是因为建文帝所依赖的大臣多为这样的文人，所以人称新朝廷为“秀才朝廷”。

太祖朱元璋以刚猛治国，乱世用重典，法外用刑情况严重。建文帝对于祖父重典治国所造成的恐怖气氛，深有体会，登基后就着手全面改革洪武吏治，力图创造出祥和的氛围。即位仅一个多月，他就下诏宽刑省狱，纠正了一大批洪武时期的冤假错案，受到牵连的无辜官吏得以恢复职位，被流放异乡的人也得以返乡。据记载，建文朝监狱里关押的犯人比洪武朝减少了近三分之二。

当然建文帝的温文尔雅，也使得他显得书生气过重，缺少祖父与叔父们雄才大略的草莽习气。朱元璋在世时，就曾对这位过于柔弱的孙子担忧过，生怕那些开国元勋尾大不掉，因而晚年屡兴大狱，大杀功臣，为其拔除棘刺。同时为了进一步巩固朱家天下，还把他的二十三个儿子都封王建藩，作为维护皇权的屏障。太祖一心想的是以藩王来确保朱家江山，却从未料到，在他去世后，起兵的恰恰就是这些藩王。

这种做法，同样出身卑微的汉高祖刘邦也采用过，建立汉朝后，曾分封同姓诸侯王，作为刘家天下的屏障。结果适得其反，那些同姓诸侯王野心勃勃，与中央分庭抗礼。汉景帝接受晁错的建议，进行“削藩”，结果却招致藩王的反叛，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了吴楚七国之乱。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建文帝即位后，那些藩王们个个拥有重兵，位高权重，根本不把这个年轻的侄皇帝放在眼里。建文帝时时感受到藩王的威胁，不得不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计议削藩。但在具体削藩策略上，大臣们却各有主张。黄子澄认为燕王实力强大，应该先削弱小的周、齐、代诸王，去燕王的羽翼，待时机成熟再削燕王。齐泰则主张擒贼先擒王，只要先铲除燕王，其他诸王自然无力反抗了。建文帝听取了书生黄子澄的意见，削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周王。建文帝密令李景隆以北上备边的名义兵临开封，趁周王毫无准备之际突然将其抓捕，送至京师，将其谪遣到“烟瘴之地”的云南蒙化，后又把他召回京师禁锢起来。随后，建文帝又先后废湘王、齐王、代王、岷王等四王，目标直指燕王朱棣，可惜建文帝并未意识到他的行动实际上已经打草惊蛇。

燕王朱棣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率先发难，并援引“祖训”，如遇奸臣擅权，藩王可以移文中央声讨，索取奸臣，并发兵“清君侧”。于是，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在他的封地北京起兵，发动“”，借口“清君侧”——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矛头却直指建文帝。

建文四年六月，燕军渡江直逼南京城下，谷王与曹国公李景隆开金川门迎降，南京城破。建文帝的失败，无疑与他削藩策略的失误有着直接关系。他虽然一直视燕王朱棣为心腹大患，但却并没有果断地直指燕王，而是先削了其他五藩，给了朱棣充分的准备时间。

朱棣入京后，立即悬赏捉拿黄子澄、齐泰、方孝孺、铁铉等建文帝臣子数十人，并清宫三日，诛杀无数。追随建文帝的忠臣及其家属共一万多人被虐杀，其残酷的程度不下于其父朱元璋。

当时，南京城破，宫中失火，建文帝的结局到底怎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明史第一谜案。因为建文帝在太祖严苛统治之后，力行宽政，所以他的遭遇引起了无数人的同情，他的下落也就格外引人好奇。

一场大火

焚烧了一切，也使得事情变得愈加扑朔迷离，留给了人们无穷的想像空间。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明成祖朱棣钦定的官方说法，即《明太宗实录》中记载的是：建文四年六月，“靖难”的军队打到南京金川门，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内侍数人而已，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燕王立即派遣太监前往救援，无奈来不及，太监把建文君的尸体从火中找出，报告燕王，燕王哭着说：果然如此痴呆？我来是为了扶翼你为善，你竟浑然不觉，而走上绝路！八天之后，朱棣以天子礼葬了那具尸体。

《太宗实录》的可靠性为人们所质疑，由于永乐朝的政治高压、文网严密，对建文帝出亡之事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天顺、正德朝之后，严峻的政治环境有所宽松，关于建文帝出亡说的史料开始多起来。《明神宗实录》载万历二年十月，十二岁的神宗曾向张居正问及建文帝下落一事，张居正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者相传，言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可见首辅张居正也倾向于建文帝出亡之说，并且此时谈论建文帝出亡已经不再是禁忌话题，越来越多的人对建文自焚的事表示怀疑。

首先，《太宗实录》中对朱允炆不称建文帝，而径直改称“建文君”，以表示他并不是帝位的合法继承人，因为无脸见人，才畏罪自杀——“阖宫自焚”。这很显然是出自朱棣的篡改。

《太宗实录》对建文帝死于火焚的记载，也非常含糊。明成祖朱棣礼葬的是建文帝吗？有人认为当时下葬的并不是建文帝而很可能是马皇后，“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越八日壬申，用学士王景言，备礼葬之”。当时并无建文帝的尸体，找到的只是马皇后的尸体，并且史料没有发现安葬马皇后的记载。朱棣曾指天为誓，说他此来是要仿效“周公辅成王”，帮侄子建文帝治理天下。可是破城第二天，他就匆忙“即皇帝位”。这样给人的印象是朱棣为了巩固帝位，使建文旧臣放弃反抗，似乎有意弄假成真，将马皇后之尸冒充建文之尸尽快埋葬。尽管明成祖“用天子礼”安葬了建文帝，但是南京却没有建文帝的陵墓。明末人谈迁在《国榷》中记道：“金陵故老，无能指建文帝葬处。”本朝人已指不出建文帝的陵墓，足见当时陵墓肯定不大，或者明知安葬的就不是建文帝。

另外一个疑点就是城破时没有发现建文帝的长子。当时建文帝有两个皇子：长子朱文奎七岁，次子朱文圭才两岁。朱文圭，史称建庶人，被成祖幽禁在广安宫，直到英宗天顺年间才被放出来，当时已经五十七岁了。由于一直被关在宫内，出来时连牛马都分辨不清。然而作为建文帝长子的朱文奎却一直下落不明，《明史》中说“燕师入，七岁矣，莫知所终”。既然朱文奎可以逃脱，没有理由相信建文帝不能出亡。而且，所谓的“靖难之役”长达四年，并非朝夕之间，建文帝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朱棣进入南京时，江南、西北、西南、东南等大部分地区还都不在朱棣的控制之下，建文帝有能力组织有效的反攻。

宫中大火之后，连明成祖朱棣自己也不相信建文帝真的自焚而死。《明太宗实录》记载，有一次明成祖对身边的大臣说：“朕于宫中遍寻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时，并宝玺皆毁矣，朕深恸之。”宝玺被焚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残骸呢？建文帝很有可能带着宝玺逃跑了，借着宝玺他就有可能东山再起，这种疑虑与担忧始终萦绕在明成祖心中。《明史·胡濙传》记载，永乐五年朱棣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濙，以颁布御制诸书、寻访仙人张邋遢为名，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前后长达十六年之久。所有这些都表明，建文帝有可能逃出宫了。

逃向何方

关于建文帝出亡一事，以清代学者谷应泰编撰的《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最具有代表性。它成书早于《明史》，为私人著述，权威性是被当时人们所认可的。他认为建文帝并未自焚，而是在大臣的保护下由密道逃出南京。

据谷应泰记载，建文四年六月，建文帝得知南京金川门失守，长吁短叹，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建议，不如出走流亡。太监王钺跪在地上提醒皇上，高皇帝升天之前，留下一个宝匣，交代说，如有大难，可以打开。众人一起赶到奉先殿左侧，看到一个红色宝匣，四周用铁封着，锁也用铁灌注。建文帝一见祖父的遗物，不免悲恸，下令焚烧大内，皇后马氏赴火死。程济砸开宝匣后，但见里面有三张度牒，分别写着“应文”、“应能”、“应贤”，里面还有和尚的袈裟、僧帽、僧鞋、剃刀，以及银元宝十锭。写着：“应文从鬼门出，其馀人等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时分在神乐观的西房会合。”建文帝叹道，这岂非天数！程济立即为皇上剃去头发，换上袈裟、僧帽、僧鞋。杨应能表示愿意剃度，随帝流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说，臣名贤，无疑就是“应贤”，也剃度改装随从。当时在殿上的五六十人痛哭流涕，都表示要随从流亡。建文帝说，这么多人一起行动，势必引起怀疑。于是决定由九人陪他前往鬼门，在神乐观乘船至太平门。民间盛传当建文帝出鬼门时，门外正好有一艘小船，船中有一道士，呼建文帝乘舟，并叩首称万岁。道士说：“昨夜梦见高皇帝，命臣来此守候。”

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字，其真实性让人怀疑，可谷应泰讲得栩栩如生，令人真假难辨。建文帝到底是自焚而死呢，还是由密道逃离南京了？

在此后的一些典籍中，也出现了关于建文帝逃出宫所走密道的描述。《明史考证》有这样一段记载：“宫中阴沟，直通土城之外，高丈二，阔八尺，足行一人一马，备临祸潜出，可谓深思熟虑矣。”但是传说中的密道是否存在呢？对这段历史很有研究的季士家老先生多年前发现，1978年太平门里一家叫南京钢锉的工厂要建栋新楼，挖地下室挖出了地道。从挖出情况看，高度大概在两米五左右，宽度在两米左右。当年发现地道的地方就在原来明皇宫的旁边。可这一个地道是否能直通皇宫？2005年6月的一天，季老先生接到一个电话，说在清凉山旁边的国防园发现一个明代涵洞。涵洞位于原明故宫的宫城外，在明代主要是为排水用的，但不下雨时，是没水的旱洞，完全可以容纳一个人通过。根据季先生的推断，这个涵洞很可能就是地道的出口。为了求生，建文帝使了一个火烧皇宫的金蝉脱壳计，从这个涵洞钻进地道逃走了。

那么，既然建文帝有可能逊国出亡，他又去了哪里呢？综合各种资料，有如下几种说法：

逊国为僧，云游四方

正如《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建文帝从南京逃出后，带着杨应能、叶希贤、程济两比丘一道，隐名易服，云游天下。当时建文帝被撵下台后，可以说是四面楚歌，无处藏身。因为当年建文帝大刀阔斧地“削藩”时，引起了藩王的恐慌和憎恨，这个时候根本不可能有哪个藩王站出来帮助建文帝，因此他只有去西南的贵州一带（当年贵州尚未建省，于永乐十一年，即1413年才正式建省）。为逃脱追捕，“西游重庆，东到天台，转入祥符，侨居西粤，中间结庵于白龙，题诗于罗永，两入荆楚之乡，三幸史彬之第”。建文帝曾流亡于云南、贵州、四川、青海一带，很多地方都留有建文帝的遗址和传说。

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狮山，现存很多有关建文帝的历史遗迹和传说。在狮子山上，原先由元代印度僧人指空和尚扩建的正续禅寺，并没有指空和尚的一席之地，在大雄宝殿中央端坐的却是建文帝身披袈裟、头顶摩戒的塑像。寺内大雄宝殿的柱子上，则有这样一副楹联：“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联内所说的皇觉寺，指明太祖朱元璋早年为僧之所；“叔负侄”指朱棣篡夺了侄儿朱允炆的帝位。显然作此联的古人坚信朱允炆曾在此为僧，并寄以同情。

联中“衣钵相传”语，概括了祖父朱元璋由僧为帝，孙子朱允炆由帝为僧的沧桑巨变。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有建文帝所作诗词数首，都是反映他在云南一带流浪生活的，如《宿永庆寺》、《罗永庵题壁七律两首》、《七言述怀》等。其中《七言述怀》云：“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乾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据说这首诗是建文帝在朱棣死后，“决意东行”，拟回京参见新皇帝时所作。今日狮子山上亦立有此碑。

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中记载有建文帝在贵州白云山修行时遗留的遗迹：“有巨杉二株，爽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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