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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3页）

资产阶级问题的电报证明中央是对的。东北城工会议有错误，东北局对资产阶级政策有问题，对资产阶级不能孤立，东北城工会上对此未很好讨论，强调东北特殊。对统战政策，东北局根本不讨论，政府没有真正的资产阶级代表。

少奇关于富农党员问题的谈话，不能说是原则错误，只是推选处理的时间。在农村座谈会上，高岗是同意中组部对富农党员的规定的，并无不同意见。

生产合作社问题，高岗并不高明（如批评农业社会主义）。

工矿党委制【注29　当时高岗接受苏联经验，主张厂长负责制，曾引起争论。】是毛主席的主张。

要认清高岗的政策思想是不稳的，他的思想历史根源，是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的，因此不可能在政策上正确。思想意识指导其生活作风，政治上如何能正确？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有正确的一面，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不断发展，正确面逐渐缩小。

凡是在组织上搞分裂的，政治上而是错误的；政治上正确的，组织上也是正确的。

对高岗是否要经过批评达到团结？对他应该长期管教。要批判“高岗对，刘少奇错”的观念。

高岗在东北就有阴谋活动，到东北后，养成特殊化，独揽大权，中央稍一过问就不满。

对高岗错误要更深入地挖，像挖毒瘤。这样可能会损害大家一些健康的肌肤。要采取一致的态度去检查。

关于东北的问题，东北局负什么责任，每个人如何交代？

对高岗的揭发必须彻底。

高岗的错误与东北局，与每个人要有区别。东北局过去与其他各大区一样，但高岗在东北局仅有一份，并且是搞阴谋活动。他的阴谋活动超过了他过去对革命的功绩。东北局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有责任，错误要交代。在这次会上先作原则交代。东北局所负责任与一般中央局及中央不同，中央是失察，财经会议发觉，即进行批判。不是路线、宗派错误，而是强调总路线，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中央失察与东北局责任不同，东北局责任重。东北局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犯有原则错误。

个人检讨要深挖，陷下去的要拔出来。陷下去的不要有顾虑。不要计较有人责备。

东北不少干部受高岗的影响，这些干部的好处是有朝气。中央可以多说好的方面，但东北局和个人应多检讨。

要使干部认识到社会存在的黑暗面，党存在的黑暗面和缺点；他们的警惕性不够，他们的历史经验不足。要使他们知道，个人主义会发展小集团习气；要鼓励他们发扬光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会议的重点是揭发高岗的错误，认识其罪恶，鼓舞大家的斗志；要分清东北局的责任和个人的责任；启发教育大家增强团结。

高饶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是党外性质，资产阶级代理人性质，是反党的宗派活动，不少路线问题。过去路线错误是利用政治纲领团结一些人，无另外组织。高岗的反党性质的党外的，反党的，不需用一个纲领团结一部分人，是搞阴谋的。但他的思想作风影响了一部分人，他们在这种影响下做了一些错事。

“七大”以来，疏忽了党内思想教育，一些人产生骄傲情绪，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高岗的野心之所以能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党有弱点。

会议要着重揭发高岗，并联系自己作检讨。

（二）“高岗反党集团”

1954年3月下旬，周恩来奉了党中央的指示，亲自到沈阳召开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四中全会和中央高干座谈会精神，要求深入揭发高岗的问题。他特意带知情人马洪和安志文来参加会议。罗瑞卿作为联络员一同到达。

东北高干会于1954年3月26日至4月25日举行，参加者与东北党政军群一级机关负责人和各省市的负责人，以及　“与高、饶问题有关”的一些人；会议主席团由东北局常委和各省市委书记组成；东北局第一副书记林枫主持会议。周恩来于3月27日作了报告，第二天即回北京。罗瑞卿留下继续参加会议。

如果说，中央的两个座谈会揭露了“高饶反党联盟”，那么东北高干会在揭批高岗的同时，还要搜罗高岗的“同党”，揪出一个“高岗反党集团”。

东北高干会对同高岗一起工作的同志，会上大轰大嗡，乱批乱斗，会下跟踪盯梢，捕风捉影；对揭发的“问题”既不许当事人说明事实真相、进行申辩，也不许进行调查核实；大帽子压顶，随意株连。整个会议没有党内民主可言，更谈不上什么事实求是的原则。以至人人自危，担心自己不知何时也会被“划进去”。

在这样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会议于1954年4月24日通过了《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认为“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在实际上参加了高岗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形成了一个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从而把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打成“高岗反党集团”成员，还捏造出所谓“高岗的五虎上将”。

然而，抓“反党集团”这么大的事情，岂是东北高干会就能决定的！罗瑞卿说过，当时对抓小集团的问题拿不稳，打电话请示中央后才定下来。不仅如此，他和林枫还亲自去中央汇报请示，回来后才宣布的。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罗瑞卿在东北高干会上说：“高岗在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东北局组织内的若干成员和它的主要领导充分中的若干人，例如张秀山、张明远等参加了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注30　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秘书处1954年5月9日印：《罗瑞卿同志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令人费解的是，在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中，唯一没有受到批判。没有被划入“高岗反党反中央宗派”的，只有第一副书记林枫一人。在高干会上，林枫检讨说：“我和东北局一部分同志，对于高岗反党反中央的罪恶活动，丧失了嗅觉。没有能够识破高岗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面貌。对于他反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流言蜚语，高岗的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及其恶劣地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的领导作风，失掉了原则立场，既没有进行批评和抵制，又没有向中央反映。”【注31　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秘书处1954年5月9日印：《林枫同志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同样是对高岗反党反中央的罪恶活动“丧失了嗅觉，没有能够识破”，同样“既没有进行批评和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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