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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第一节小站练兵

袁世凯自得练兵大臣后，知清国政界非金钱不能济事。既入其途，必行其术，于是广结交游，凡政界当大权负时名者，皆相结纳。时北洋大臣系浙江仁和县王文韶。袁至天津，于王之三公子并其诸幕友，皆曲意联络，至在津现任、候补各道员，亦多订金兰。然后乃选将募才，择天津小站地方为驻屯所。向知清国军队弊端百出，特先改营制，次订规则，均井井有条。惟清国精通军学者甚少，必须藉材异地。有某某等国闻清练新军，争先运动清总理衙门及军务处，为代延教习，欲揽清军教练权。总理衙门等多不明此术，遂商之袁世凯。袁颇习外交，痛陈用外国人之弊，力主不可。继由袁自延普鲁士兵目充总教练，结雇佣契约，且极严密。其重要须恪遵营规，受统将管辖，如违命令及契约，虽所规定之期未满，可以随时辞退。故袁虽用外人，终不受挟制。

“袁氏之练军也，能与士卒同甘苦，故士乐为用，而武卫右军遂为诸军之冠，英国海军提督勃拉斯福特氏亟称之。其时姜桂题、杨荣泰、龚元友、吴长纯、徐邦杰、任永清、段祺瑞、梁华殿诸将皆隶其麾下，而冯国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何宗莲、马龙标、雷震春、王英楷、吴风岭、赵国贤、田中玉、孟思远、陆建章、曹锟、张勋、段芝贵等为其偏裨。人才既众，兵力尤强，而康氏召外兵之谋，所由来也。”（《袁世凯轶事》）

“1895年11月，皇族奕、奕会同军机大臣奏请改革军制，并建议先在天津成立一支‘新建陆军’，保举袁世凯负责督练，奉旨报可。于是这位年方37岁的红道台，成了清政府建立新军的创始人之一。”

“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此时李鸿章已调离直隶总督，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王文韶。练兵地点在天津东南约七十里的新农镇，这是天津与大沽口间的一个小站。所以袁所练的兵有‘北洋派’之称，而‘小站练兵’也就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名词。”（《袁世凯演义》）

按：此类事皆袁识见过人处。袁世凯平生作用，练兵为赫赫之一端，特色甚多，兹不具论。特择录其募兵规则以见一斑。袁向知清军旧习，多老弱残疾，滥竽充数，故严订募兵之资格。其募兵资格如下：

（一）年限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一）力限平托一百斤以外。（一）身限官裁尺四尺八寸以上。（一）步限每一时行二十里以外。（一）取具邻右保结。（一）报名家口住址。（一）曾吸食洋烟者不收。（一）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一）五官不全，足手软弱，体质多病及有目疾者不收。

清国绿营旧制，每兵一名月仅给饷银三两三钱。加以种种克扣，不敷军人用度，视饷为可有可无。其军人多赖窝赌架娼为生计，遂订优给军饷。其募兵饷章如下：

（一）中选待齐以前，发小口粮，每日大钱百文。（一）募齐开差后，小口粮每日发大钱百五十文，头目二百文。有能粗通文义者，口粮照头目例。（一）到营正头目每月饷银五两五钱，副头目五两，正兵四两五钱，伙夫三两五钱，长夫三两。米价在内，柴价在外。

清国募兵，往往于未成伍之先，即酿成变故，袁谓严订刑律。其募兵律令如下：（一）强奸民女者斩。（一）擅取民物者斩。（一）聚众哄斗为首者斩。（一）沿途逃亡者斩。（一）强买民物者插耳箭。

兵律既定，遂募兵成伍，一切皆仿照东西各国兵制，一洗清国营伍旧习。时清之朝野上下，开通寥寥其人，见袁所为或者骇异，或者腹诽，甚或明加指摘。训练未久即生种种谣言。加以袁重用天津武备学堂及山海关营兵学堂之学生，往日之所谓统领、提督者既经遣散，无术营生，又不屑投袁门下。而袁虽兼用旧日勇敢将士，奈选择太苛，卒使此辈布散流言，多方运动。翌年即有御史上弹章，谓袁世凯虚糜国帑，训练新军形同儿戏。盖顽固辈从未见操演训练之法则，故皆目为儿戏，少见多怪亦至于此，清国办事之难，于此亦可见一斑。未几又有参袁肆意杀戮，视民命如弁毛，军心涣散，其军恐不可用。当此之时，袁虽有李莲英在西太后前为调护，奈诸大臣为众口所惑，不知袁究竟若何，多不敢赞一词。袁经诸御史之弹劾，虽不获究，其实亦栗栗可危。

荣禄像迨直隶总督换满洲人荣禄，荣系西太后至戚，又素稔袁之才能，袁遂大施其运动手段，拜荣门下，倚为泰山。荣思袁以道员充练兵大臣，似属望轻任重，至资物议，适直隶臬司出缺，荣遂保袁补授。尔时清国议论，多谓袁补臬司，运动费用去十数万金，不仅荣与都中当道，及荣左右人亦皆有贿遗。袁此后隆隆直上，皆基于此。暮夜馈金，无实据之可稽，不能必其有无，要之在清之官场，亦甚无怪事也。

“荣禄，字仲华，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

“荣禄以庠生赏主事，隶工部，晋员外郎。出为直隶候补道。光绪二十年，祝嘏留京，再授步军统领。日本构衅，恭亲王、庆亲王督办军务，荣禄参其事。和议成，疏荐温处道袁世凯练新军，是曰‘新建陆军’。授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疏请益练新军，而调甘肃提督董福祥军入卫京师。”（《清史稿》卷四三七）

第二节戊戌变法前后

袁既补直隶臬司后，事荣甚恭，亦若前此之事李。不料西太后退居颐和园娱老，归政于光绪帝，袁之内援李莲英遂无权可施。适戊戌会试，有广东南海县志士康有为者，以举人公车上书，邀光绪帝之优容异数，赏康军机章京。政无巨细悉以谘之。数月间百废俱举，全球皆侧目注视，谓中国将来必有所振作。

康有为像

“康有为，字广厦，号更生，原名祖诒，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用工部主事。少从朱次琦游，博通经史，好公羊家言，言孔子改制，倡以孔子纪年，尊孔保教，先聚徒讲学。入都上万言书，议变法，给事中余联沅劾以惑世诬民，非圣无法，请焚所著书。中日议款，有为集各省公车上书，请拒和、迁都、变法，格不达。复独上书，由都察院代递，上览而善之，命录存备省览。再请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议新制，别设法律等局以行新政，均下总署议。二十四年，有为立保国会于京师，尚书李端棻，学士徐致靖、张百熙，给事中高燮曾等，先后疏荐有为才，至是始召对。有为极陈：‘四夷交侵，覆亡无日，非维新变旧，不能自强。变法须统筹全局而行之，遍及用人行政。’上叹曰：‘奈掣肘何？’有为曰：‘就皇上现有之权，行可变之事，扼要以图，亦足救国。唯大臣守旧，当广召小臣，破格擢用；并请下哀痛之诏，收拾人心。’上皆韪之。自辰入，至日昃始退，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专擢言事。旋召侍读杨锐、中书林旭、主事刘光第、知府谭嗣同参预新政。有为连条议以进，于是诏定科举新章，罢四书文，改试策论，立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兴农学，奖新书新器，改各省书院为学校，许士民上书言事，谕变法。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及各省与总督同城之巡抚，河道总督，粮道、盐道，并议开懋勤殿，定制度，改元易服，南巡迁都。”

“上虽亲政，遇事仍承太后意旨，久感外侮，思变法图强，用有为言，三月维新，中外震仰。”（《清史稿》卷四七三）

袁亦欣然向慕，奈与康素无一面，不能通其悃愫。适袁书记生举人阮忠枢，时亦以公车入都，袁遂以慕康之意告阮，嘱其遇机代达。康自上书得意后，遂邀集举人中之声服素著者组织保皇会，有合会中资格、又赞成其宗旨者，皆收为会员。阮忠枢方以无门可入，莫由通居停主人之款曲，至此遂浼同会试举人为之绍介，附入保皇会，结纳于康，徐将袁慕康之忱达知。康以袁兵权在握，其人又勇敢有为，甚愿结纳，亦嘱阮达其心慕之忱。两方面皆由阮绍介，函牍往来，情意甚洽，遂结金兰之契。

光绪帝既得康有为，言听计从，变法图强，凡能有裨新政赞成变法者，皆不次超迁厥后因此而殃及其身者，如刘光第、康广仁六人是，惟袁世凯幸免。。尔时袁得候补侍郎，并得专折奏事之旨。原旨录下：

上谕：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忠勇勤奋，校练认真。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惟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钦此。

戊戌变政之主动力，系出自康有为。而康仅得军机章京，至阿附康者转得显荣爵位，颇郁郁不自乐。加以尚书许应骥、御史文悌先后数上弹章参劾，康有为自知为在朝诸臣所不容，此有截句云“未必汉庭容贾谊，恐妨江夏杀祢衡”。康于此时知群臣之力不足破坏其谋，群臣之言亦不能动光绪帝之听，能挟制光绪帝者惟西太后耳，深恐群臣以蛊惑光绪帝者蛊惑西太后，则大事去矣。故康以欲立非常事业，非鼓动光绪帝大义灭亲不可；欲行非常之事，又非藉兵力不能成功。而统兵将帅敢为非常者惟袁世凯。康有为遂有谋及袁世凯之思想。其时之说有三，试分甲乙丙并言于左：

（甲）说康有为自以变政为主动者，他人随而附和之，均得显荣爵位，实有不甘。以光绪帝幼弱可欺，窥窃神器，其思想为人所不及料。一面平空结撰，密告光绪帝，谓由西太后内监处探来消息，后将害帝，另立某贝子为帝；一面假传光绪帝密谕，召袁世凯，命其带兵三千入都围颐和园，杀西太后。袁问有皇帝诏书否？康答面奉口诏。袁曰我须面君。康阻之。袁知康伪传上意，阳许从容计议，阴急报知荣禄，遂破其谋。

（乙）说光绪帝密诏康有为入内，泣告以太后不久将行废立，命康设法救护。康有为叩头流血，对以臣当牺牲此身，保皇上万全。帝又谕康宜自保，勿久居危地。于是康与帝密谋，藉往上海办报为名，脱离虎口。帝遂授康以亲笔诏书，其大意命其联合疆臣及统兵大将，起义勤王。康得天子手诏，遂与袁世凯图谋。袁主缓图，约俟秋揉，两宫巡幸天津，乘机举事。康主急行，欲袁世凯即日带兵起事，两人虽同谋而意见各歧。袁为个人禄位计，恐康事败累己，阴泄其谋，康事遂败。

（丙）说谓康有为早蓄阴谋，嗾光绪帝下诏，于是年秋侍西太后至天津举行大蔸之典，乘机起事。兼以康所设之保皇会旨趣，有保光绪不保大清之语，为顽固党与裁黜之官员藉口，密陈于太后，请复垂帘训政，太后许之。李莲英密告袁世凯。袁以曾入康党，往来函牍甚多，恐为所累，遂往谒荣禄，密陈与康曾通往来，近见其种种妄谬，其人心地叵测，恐有不轨之谋。荣亦闻有种种传说，深以为虑，袁言正触其萦绪。荣遂嘱袁入都，密侦康有为之举动。康之为人本无一定宗旨，时又郁郁不自得，袁以利害探之。康不知袁之来意，遂信口而谈，谓皇上曾谕我与君密谋弑太后，去维新之阻力，事成予不次之超迁。我因向未与君晤面，未敢造次相谋。今君果具此热心，愿先报知皇上。袁曰须得皇帝手诏，方为名正言顺。康曰事宜慎密，当瞩弟广仁见皇上图之时康广仁在上书房教光绪帝英文。。迁延三日，袁以不能久留北京，向康追问消息。康以既已许袁乞皇上手诏，无手诏似不能取信于袁，度谋诸皇上势不能得，只有伪造皇上手书付袁。袁得书不赴寓所，直至火车站，搭车奔天津，密报荣禄，并呈伪手诏。康有为予袁手诏后，见袁行色匆匆，知事不妥，旋往访袁，已无踪迹。遂追至天津，遇袁途次。康呼之，袁乘肩舆，佯为未闻。康知袁必有诡秘之谋，即乘汽车至塘沽，搭汽船往上海。故康有为之行，康广仁亦不知其去向。荣禄得袁之密报，遂持伪手诏直赴颐和园见西太后。后得荣之密告并诏书，即起驾，直造光绪帝之寝宫。帝已卧，后就床前责之曰，尔与康有为干得好事！我自热河遭肃顺等之叛，以迄于今，不知几何艰难险阻。迨又抚养尔成人，方谓可以自立，撤帘归政，我有何罪？尔与康有为谋杀我。帝闻是语，如平空之降霹雳，碰头泣对实不知情。后遂掷手诏于帝前曰尔可自看。帝百口莫辩。于是遂下诏拿康有为，而康已抵太平洋海中，惟获康广仁及刘光第等六人，刑于市。

以上三说，甲说见《民报》，广东某诋排康党之著论。而康党之机关报于此一说不稍辩白，似乎默认。乙说见《戊戌政变记》，丙说见中国当时香港、上海各报。虽各有异同，而康有为为袁世凯之破坏则一也。按诸甲说，袁世凯是大有功于皇室。按诸乙说，袁世凯系光绪帝与康有为之公敌。按诸丙说，袁世凯以机变之术，速康有为之败。仆于此三说颇滋疑义，不能解释。后当于光绪帝与袁世凯关系章详细言之。

戊戌八月之变，康有为流窜他邦，清廷惟株连其党，西太后复垂帘训政。

“以抑格言路，首违诏旨，尽夺礼部尚书、侍郎职。旧臣疑惧，群起指责有为，御史文悌复痛劾之。上先命有为督办官报，复促出京。”（《清史稿》卷四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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