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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出山（第3页）

这一声明被后来的史学家评价为极端弱智的言论，证明了近卫在外交事务上的幼稚无知。藤原彰在《日本近现代史》中指出：此举无疑是“自行堵死了结束战争的道路”。山冈庄八在《太平洋战争》中也指出：“近卫文麿这一奇妙声明看似无视外交惯例，因为在与中国军队的每日战斗中，突然发表了‘不拿你当对手’的声明，为了不是对手的对手每月要付出巨大的军费并死伤大量的士兵，在人类的军事史上可能是一个笑谈。”

因无力解决侵华战争问题，第一次近卫内阁在1939年1月4日总辞。当日本在中国陷入泥潭无法自拔时，近卫选择了不负责任地离开。当时的日本民众被告知，日军在中国每攻必克，每战必胜，所向披靡，因此很多人对近卫的辞职很不理解，我们进展这么顺利，为什么首相还要辞职呢？和后来一样，近卫的行动总是有始无终，他近乎鲁莽的领导方式对日本的国际地位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也让军队对政府的影响力、控制力达到顶峰。

在三个短命内阁相继陷入僵局被迫下台之后，像是再做一遍梦一样，第二次近卫内阁于1940年7月22日再次成立。对于近卫文麿来说，与其说是他谋求去当首相，不如说是首相的位置在主动向他招手。

唯一强烈表示反对天皇对近卫任命的，恰恰是近卫的恩师西园寺公望。西园寺告诫天皇，请近卫重新上台，“就好像邀请强盗来调查他的罪行，因为没有别人知道得这样清楚”，但他的反对无效。几个月后，1940年11月，这个明治时代唯一的元老就去世了。

就在新内阁宣布就职的同一天，西园寺公望的秘书、近卫幼年的同学原田熊雄和内弟有岛生马就谈到了再次成为风云人物的老同学。原田熊雄感叹地说：“近卫这人是一个像富士山一样的家伙。”在旁边的有岛生马的女儿晓子立即问为什么。原田沉思良久后，回答道：“从远处看，富士山是很漂亮的。但从近处看，富士山全是岩石，简直是粗糙不堪。”紧接着，原田流下了眼泪，“在国家命运面临重大选择的危难关头，却选择这样的人来担任首相，真是心寒哪”。

的确如此。如果说第一次近卫任内发起的中日战争是为日本订下了一口棺材的话，现在近卫马上要让日本躺进去，然后再钉上几个钉子，其中马上要钉的第一个钉子，就是很快要签署的《三国同盟条约》，第二个钉子就是随后的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近卫执政的基本方针还在其《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论文的延长线上，即通过强化日、德、意三国轴心和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等手段，与英美等传统势力进行对抗。由于之前连续三届内阁都很短命，老换来换去也不是个事，因此裕仁天皇特地叮嘱近卫在物色内阁成员人选时要加倍慎重。

对于最重要的陆军大臣和外务大臣人选，近卫分别选择了东条英机和松冈洋右。陆军大臣的决定权在军方，近卫几乎无法左右。不但如此，军方还明确表示，反对任何一个不赞成与轴心国结盟，也就是亲英美的人士出任外务大臣。近卫选择了自称在与美国打交道时没有人会比他强的松冈洋右。有分析认为，近卫之所以选择松冈，是因为在《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中自己所阐述的“国际秩序构想”，与松冈倡导的外交政策在国际感觉上存在一定的共同点。从这一天起，东条和松冈就成为近卫制定和推行军事侵略及外交政策的左膀右臂。战后，日本史学界将东条和松冈并称为使日本走上太平洋战争的两大元凶。

海军大臣由吉田善吾海军大将出任，这显然也不太称职。东条和松冈赞成三国同盟且无比强硬，吉田反对同盟却胆怯懦弱，缺乏信心和勇气。后来的事实证明，近卫选中的内阁人选是再糟糕不过的了。

1940年7月18日，天皇向近卫公下达了组阁命令。就在同一天晚上，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造访近卫私邸并出示了一份文件，文件内容是“重新研究关于不介入欧洲战争的方针，同时与赞成我国国是的国家合作”。武藤章提出，陆军承诺以“新内阁”理解此内容为前提，将给予其“完全协助”。换言之，如果不按陆军意愿去做的话，你的内阁和米内内阁的命运将是一样的。

敕令下达后，7月19日，近卫在私邸荻洼庄召见了即将就任的外务大臣松冈洋右、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和海军大臣吉田善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荻洼会谈”。虽然这并不是一次正式的官方会议，但其对后来历史产生的巨大影响势必将被记入史册。会议决定新内阁外交政策的四条原则是：一是强化德、意、日轴心；二是努力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争取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消除和减轻来自北方的威胁；三是将南方英、法、荷等国的殖民地全部纳入日本“大东亚新秩序”的范围；四是尽力排除美国的干涉。这四条原则表明，“南进”已经成为日本当前将要采取的主要策略。

7月22日，第二次近卫内阁宣告正式就职。第二天，近卫文麿以“拜受敕命”为题发表了广播讲话，声称在外交上将“走帝国独自的道路”，“要自己主动去指导世界的变化，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世界新秩序”，并称为了执行上述外交政策，“帝国同满洲和中国经济合作以及向南洋方面发展的必要性在不断增强”。

与上述原则相对应，日本很快制定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政策。这就是随后内阁会议决定的《基本国策纲要》，以及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这两个《纲要》成为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的新起点。

1940年7月26日，组建仅仅4天的近卫内阁就研究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其指导方针就是要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和建成完全国防国家。《基本国策纲要》内容冗长，其要点是：建设以“日满华”坚强团结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在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

早在侵华战争早期，1938年11月3日，第一次近卫内阁就明确提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目标，当时的范围仅仅局限于中国和朝鲜。这次虽然仅仅增加了一个“大”字，但已经包括了整个东南亚，甚至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广大地区。上述内容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日本要把侵略战争从之前的中国对外扩展。连中国都消化不了的日本，已经好高骛远地准备扩大战线，试图南进了。

近卫没上台之前，陆军省已经联合参谋本部根据欧洲形势的巨大变化开始着手，起草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7月3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首脑会议研究通过了这一提案，并在4日发给海军方面征求意见。此后，陆军与海军进行多次协商沟通，于7月22日，作为大本营陆海军部的联合提案确定下来。

在这份文件中，大本营陆海军部一致认为，即使德国不在英国本土实施登陆，德国的最终胜利也毫无疑问，这正是日本实施南进战略，取得南方资源地带，以摆脱经济上对美英两国的依赖，巩固自给自足态势之天赐良机。在制定《纲要》的同时，日本陆海军未雨绸缪，已经开始组织对南方地区用兵要地的实地调查、军事情报搜集和作战计划制订等。唯一存在异议的是，到底是将战争对象确定为荷兰一国，还是确定为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英荷两国，还是荷、英、美三国，一时还难下定论。

《基本国策纲要》一开头就指出，当前日本的第一要务就是“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并列举了武力南进的具体推进计划。在外交方面，《基本国策纲要》提出“加强与德、意在政治军事上的联合，谋求对苏邦交的重大调整”。另外，《基本国策纲要》在最后说明中还写道，“也许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对美开战的情况，需要充分做好对美战争的准备”。

在《基本国策纲要》通过仅仅一天之后，7月27日，近卫文麿主持召开了大本营和政府联络会议。按照军部的要求，会议无修改无条件地通过了军部提交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相比《基本国策纲要》而言，《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将日本今后一段时期的各项任务完全具体化了。

可以说，在日本之前出台的无数个“纲要”中，《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无疑将给日本的前途带来最为深远的影响，它第一次把对英美的战争提到具体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样重大的国策调整，近卫仅仅召开一次联络会议，用了短短3个小时就完全确定下来。正如前面所言，他在需要谨小慎微的时候犯了鲁莽冲动的毛病。

8月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发表了著名的“皇道外交宣言”，第一次对外公开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明确表示“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为中国、朝鲜、日本、“满洲国”、法属中南半岛、荷属东印度、新几内亚、澳洲、新西兰、印度及西伯利亚东部等地。真不怕把自己给撑死呀！

在这个人口近5亿、面积近800万平方公里的大圈圈中又分为三个层次：日本本国与“满洲国”、中国为经济共同体，东南亚为资源供给地区，南太平洋为战略国防圈。在经济上，由日本垄断“共荣圈”内的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在军事上，通过占领南洋地区，利用其资源和战略基地与英国、美国进行争夺亚太地区霸权的持久战，建立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欲独霸远东的野心昭然若揭。

在随后的解释中，松冈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要在政治上“共存共荣”，以“解放殖民地，相互尊重彼此独立”为目标，以“皇道的根本精神”为指导原则，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经济集团。他还为日本的侵略行动找到了看似冠冕堂皇的解释：“日本正在扩张，看看有哪个正在扩张中的国家没拿它的邻国开过刀呢？问问那些美洲印地安人和墨西哥人吧，看看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多年以前是怎样残忍地折磨他们的。”

为了配合进一步扩大的侵略战争，近卫首先采取的第一大措施就是推行所谓的“新体制运动”。在近卫眼里，“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以来的原有政党已日趋衰落，必须建立一个扎根于全体国民之中、不同于原有政党的新组织。早在未出任首相之前的1940年6月24日，近卫就发表了“拜辞枢密院议长，愿为建立新体制奉献绵薄之力”的声明，开始致力于建设新体制的“伟大”事业。

近卫这种建立类似于德国纳粹党一国一党制，在全国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的做法得到了日本陆军的大力赞同。他们认为，德国飞跃发展的根源就在于建立了纳粹党的独裁体制。国民在狂热欢迎近卫再任首相的同时，也对他提倡的新体制充满期待。各大新闻媒体纷纷发表政论文章，为近卫的新体制运动摇旗呐喊。《读卖新闻》的评论提出，“以往半自由主义的不彻底想法和方法在日本现有的形势下是万万行不通的”。

用近卫的话来说，“新政治体制的推动力是来自国民组织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不是旧有概念的政党，而是既能进入政府，也能进入军队，能够进入一切组织的政治力量”。由于近卫在国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由他提倡和建立的新政治体制蓬勃兴起，风靡政界，原有日本各政党纷纷主动解散。随着社会大众党首先解散加入新体制运动，政友会、民政党、国民同盟、东方会等老牌政党也相继宣布解散。

1940年10月，近卫首相亲自出任总裁的“大政翼赞会”宣告成立，开始以一党专政的模式统治日本。“大政翼赞会”的宗旨是“实践翼赞大政的臣道，上意下达，下情上通，密切配合政府”。在中央和地方分设大政翼赞协议会，还把产业报国会和日本妇女组织等团体也纳入体制中来。在思想宣传上大力推行军国主义教育，倡导“一亿一心”“一亿总动员”。日本已经进入“一君万民”“万民翼赞”的军事总体战体制。

抓完政治抓经济，近卫内阁同时公布了《确立经济新体制纲要》，提出进一步加强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经济体制，建立“国民经济一体化的高度国防国家”，对金融、钢铁、煤炭等产业实行统制，统一分配工业、农业等各种生产生活资料。政府发布了《确立劳动新体制纲要》，控制和监视全国8.4万家企业和500万工人，建立起对劳动力的统制和动员体制。可以说，日本已经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做好了扩大对外战争的准备。

1940年8月1日，格鲁大使在以“日本死心塌地投奔轴心国”为标题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如今内阁换了，连同换阁所带来的种种变化似乎比一场台风还厉害，竟然毁掉了一块地基。一望而知，近卫内阁在阐释当前大众的要求，特别是军部的要求时，已充分表露它将死心塌地地投向轴心国，建设东亚新秩序，肆意践踏美英权益、原则和政策。”格鲁从东京向华盛顿发出警告，“要警惕日本即将展开的新的侵略活动”。

现在，终于轮到松冈外相跃马挺枪来搞定三国同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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