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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读到一篇外国小说，作家的国别和名字已经忘记，但基本情节还有印象。一对亲亲热热的夫妻，约了一位朋友到山间去野营狩猎，一路上丈夫哼着曲子在开车，妻子和朋友坐在后座。但突然，丈夫嘴上的曲子戛然而止，因为他在反光镜中瞥见妻子的手和朋友的手悄悄地握在一起。丈夫眩晕了，怒火中烧又不便发作，车子开得摇晃不定，恨不得出一次车祸三人同归于尽。好不容易到了野营地，丈夫一声不吭骑上一匹马独个儿去狩猎了，他发疯般地纵马狂奔，满心都是对妻子和朋友的痛恨。他发现了一头鹿，觉得那就是让他排遣痛恨的对象，那就是自己不忠诚的妻子的借体，便握缰狠追，一再举枪瞄准，那头鹿当然拼命奔逃。不知道追了多远，跑了多久，只知道耳边生风、群山急退，直到暮色苍茫。突然那头鹿停步了，站在一处向他回过头来，他非常惊讶，抬头一看，这儿是山地的尽头，前面是深不可测的悬崖。鹿的目光，清澈而美丽，无奈而凄凉。他木然地放下猎枪，颓然回缰，早已认不得归去的路了，只能让马驮着一步步往前走。仍然不知走了多久，忽然隐隐听到远处一个女人呼喊自己名字的声音，走近前去，在朦胧月光下，妻子脸色苍白，她的目光，清澈而美丽，无奈而凄凉。

我约略记得，这篇小说在写法上最让人注目的是心理动态和奔驰动态的漂亮融合，但对我来说，挥之不去的是那头鹿面临绝境时猛然回首的眼神。

这种眼神对全人类都具有震撼力，一个重要证据是中国居然也有一个相似的民间故事。故事发生在海南岛，一个年轻的猎手也在追赶着一头鹿，这头鹿不断向南奔逃，最后同样在山崖边突然停住，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它回过头来面对猎手，双眼闪耀出渴求生命的光彩。猎手被这种光彩镇住，刹那间两相沟通，这头鹿变成一位少女与他成婚。这个故事的结尾当然落入了中国式的套数，但落入套数之前的那个眼神，仍然十分动人。

两个故事的成立有一个根本的前提，那就是必须发生在前面已经完全没有路可走的地方。如果还有路可走，那回首的目光就成了一种半途而废的求和，味道不大对了。只有在天涯海角、绝壁死谷，生命被逼到了最后的边界，一切才变得深刻。

进入这种境地，可能是被人追逼的，也可能是不小心自己闯入的，也可能是有意去寻找什么的；一旦进入，可能仓皇逃离，可能不再回返，可能由兽变人，可能由人变兽，可能焕发哲思，可能逆转情感，可能蔑视寻常，也可能渴求寻常，总之，全都升腾得不同一般。上面所说的两个故事都是以恋情为构架的，如果把这种构架拆除，天涯海角、绝壁死谷可能会产生一种更加恢宏的深刻。

海明威在他的《乞力马扎罗的雪》一开头写道：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高的长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

这头豹子，就比那两头鹿庄严。

我们海南岛那头鹿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从传说跳到了地面：岛的南端，真有一个山崖叫“鹿回头”，山崖前方，真叫“天涯海角”，再前方，便是茫茫大海。人们知道，尽管海南岛的南方海域中还有一些零星小岛，就整块陆地而言那儿正恰是中华大地的南端，于是，那儿也便成了中华民族真正的天涯海角。既然如此，那头鹿的回头也就回得非同小可了。中国的帝王面南而坐，中国的民居朝南而筑，中国发明的指南针永远神奇地指向南方，中国大地上无数石狮、铁牛、铜马、陶俑也都面对南方站立着或匍匐着，这种种目光穿过群山、越过江湖，全都迷迷茫茫地探询着碧天南海，探询着一种宏大的社会心理走向的终点，一种延绵千年的争斗和向往的极限，而那头美丽的鹿一回头，就把这所有的目光都兜住了。这一来，它比海明威的豹子更庄严了。

这些年，海南岛成了一个热闹的去处，我的许多朋友和学生经常从那里打电话来报告各种消息，他们兴高采烈地在那里创业和冒险，我自己也已去过不止一次。与大陆相比，即便是与大陆的沿海开放区域相比，那儿的生活也是奇特而新鲜的。在“鹿回头”的巨大塑像下，在“天涯海角”的石刻前，在通什的山寨中，在椰林夹道的环岛公路上，我一直在想，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岛屿呢？它对于隔海相望的大陆有什么独特的意义？一切踏上了它的土地而又自称为“闯海者”的大陆人，是否能够真正领悟它？前不久读到海外作家陈若曦写海南岛的一篇文章，一种小心翼翼的爱惜之情令人感动。至今没有找到过一部完整、系统地记述海南岛历史的著作，据说有一个日本人写过一本，也还未曾读到。不管怎么说，大家对海南的历史都知之甚少，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不太认识它而又偏偏让它来承担现代的重任，我觉得对它是不公正的。这些年我在对中原大地上各个地域文化逐一进行探测的时候，总会隐隐感到一种从天涯海角向中原大地回首的遥远目光。我开始关注它，在历史资料中扒剔点点滴滴有关它的远年信号。今天，我觉得已经有可能来粗略地谈谈它的故事了。

2

海南岛很早就有人住，这些人很早就与大陆有过往来，往来过程中有过友情也有过怨仇，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在漫长的时期中，不管是海南岛还是南粤基本上都处于荒昧状态，荒昧中为数不多的先民保持着一种我们今天很难猜度的原始生态。战国时的《尚书·禹贡》和《吕氏春秋》中所划定的九州中最南的两州是扬州和荆州，可见海南还远处于文明的边界之外。战国顾名思义是政治家和军事家特别繁忙的年代，而在海南岛，只听到一个个熟透的椰子从树上静静地掉下来，啪哒、啪哒，掉了几千年。椰树边，海涛日夜翻卷，藤葛垂垂飘拂。

看起来，大陆人比较认真地从行政眼光打量这座岛屿是在汉代。打量者是两个都被称之为“伏波将军”的南征军官，西汉时的路博德和东汉时的马援。他们先后在南中国的大地上左右驰骋、开疆拓土，顺便也把这个孤悬于万顷碧波之外的海岛粗粗地光顾了一下，然后设了珠崖、儋耳两郡，纳入中华版图。但是这种纳入实在是很潦草的，土著的俚族与外来的官吏士兵怎么也合不来，一次次地爆发尖锐的冲突，连那些原先自然迁来的大陆移民也成了土著轰逐的对象。有很长一段时间，所有的外来人不得不统统撤离，挤上木船渡海回大陆，让海南岛依然处于一种自在状态。当然过后又会有军人前去征服，但要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待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几番出入进退，海南岛成了一个让人害怕的地方。害怕的原因又不能说是对付不了本地人反抗，这会引起统治者的气恼：我圣朝雄威、坚兵重甲，还能被这些土人抵挡住？因此将军们只能说是水土不服，地气有毒，容易染病，兵士们去了回不来。

前些日子为找海南的资料随手翻阅二十五史，在《三国志》中读到一段资料，说赤乌年间东吴统治者孙权一再南征海南岛，群臣一致拥护，惟独有一位叫全琮的浙江人竭力反对。他说：

圣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返，所获何可多？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一九八六年版《二十五史》第二册，《三国志》第一六八页）

孙权没有听他的，意气昂昂地派兵向海南进军了。结果是，如此遥远的路途，走了一年多，士兵死亡百分之八九十。孙权后悔了，又与全琮谈及此事，称赞全琮的先见之明，全琮说，当时君臣中有不少人也是明白的，但他们不提反对意见，我认为是不忠。

三国是一个英雄的时代，而英雄也未能真正征服海南。那么，海南究竟是等待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完全出乎人们意料，在孙权南征的二百多年之后，一个出生在今天广东阳江的姓冼的女子，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几乎是永久地安顿了海南。公元五二七年，亦即特别关心中华版图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去世的那一年，这位姓冼的女子嫁给了高凉太守冯宝，便开始有力地辅佐丈夫管起中华版图南端傍海的很大一块地面，海南岛也包括在内。丈夫冯宝因病去世，中原地区频繁的战火也造成南粤的大乱，这位已届中年的女子只得自己跨上了马背。为了安定，为了民生，为了民族间的和睦，她几十年一直指挥若定，威柔并施。终于，她成了南粤和海南岛很大一部分地区最有声望的统治者，“冼夫人”的称呼在椰林海滩间响亮地翻卷。直到隋文帝统一中国，冼夫人以近似于“女酋长”的身份率领属下各州县归附，迎接中央政权派来的官员，消灭当地的反叛势力，使岭南与中原真正建立了空前的亲和关系。

冼夫人是个高寿的女人，如果说结婚是她从政的开始，那么到她去世，她从政长达七十余年。从中原文化的坐标去看，那是一个刘勰写《文心雕龙》、颜之推写《颜氏家训》的时代；而他们的南方，一个女人，正威镇海天。她不时回首中原，从盈盈秋波到朦胧慈目，始终是那样和善。中原人士从“隔绝障海”、“水土气毒”的方向看到这种目光很是惊讶和慌乱，此间情景正有点像那个追鹿的青年。

那么，收起弓箭，勒住马缰，也报以温暖的笑容吧。隋朝政府先册封她为宋康郡夫人，后又册封她为谯国夫人，她去世后，又追谥为诚敬夫人。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让我们知道冼夫人年轻时的容貌和风采，但她的魅力似乎是不容怀疑的。直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琼州海峡两岸还有几百座冼夫人庙，每年都有纪念活动，自愿参与者动辄数十万，令人吃惊。我的学生文新国毕业后在广东工作，被一个女性保持着千余年的巨大魅力所震撼，花费整整十年时间研究冼夫人，写出了一系列成功的文学作品。在他笔下，冼夫人是现今黎族的先辈俚人，而她的丈夫冯宝则是汉人。这使我突然想起，在我国众多的少数民族中，长相特别美丽的民族有好几个，而黎族则是其中之一。黎族姑娘的美首先是眼睛，大海的开阔深沉、热带的炽烈多情全都躲藏在睫毛长长的忽闪间。冼夫人把这种眼神投注给了中华历史，这在中华历史中显得既罕见又俏皮。

一种在依然荒昧、原始背景下的女性化存在——这便是盛唐之前便已确立的海南岛形象。此后，中国将在无穷无尽的民族纷争中走过千百年血腥残杀的路程，但在海南岛却大体平静。

3

由唐至宋，中国的人文版图渐渐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文明因子向南倾注。海南岛，是这种整体变化的终极性领受者。

本来中国自殷商以来一直以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为经济、政治中心，但是，因重要而产生争夺，因争夺而产生战乱，因战乱而产生流离，每次中原的战乱总引起百姓的纷纷南逃。晋永嘉年间曾发生过因战乱而有数十万北方士人南迁的典故，这典故在唐宋年间越演越烈。诗人李白曾多次看到北方人因社会大乱而像永嘉年间那样夺命南奔的景象，写诗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除了大规模的南奔之外，在政治倾轧中失败的势力常常被贬谪到岭南，某些有隐潜思想的仕人则通过多方选择把这里看作安全地带。

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卷六十五中有一篇传记写一位叫刘隐的岭南军官如何保护由于种种原因而南下的“中朝人士”的，其中提到当时的整体背景：

是时天下已乱，中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辟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一九八六年版《二十五史》第六册，《新五代史》第八十七页）

这里“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一句，可以李德裕为证。李德裕是唐朝名相李吉甫的儿子，自己也做过宰相，在宦海风波中数度当政，最后被政敌贬到海南岛崖州（即今琼山县），才过一年就去世了。这么一个高官的流放，势必是拖家带口的，因此李德裕的子孙就在海南岛代代繁衍，据说，今天岛上乐东县大安乡南仇村的李姓，基本上都是他的后裔。在岛上住了一千多年，当然已经成了再地道不过的海南人，这些生息于椰林下的普通村民不知道，他们家族在海南的传代系列是在一种强烈的异乡感中开始的。

在交通工具十分落后的古代，水急浪高的琼州海峡所造成的心理障碍几乎难以逾越。当时朝廷的当权者也因为这个海峡的存在而把流放海南看作是最严厉、也是最后的一个流放等级，离满门抄斩只有几步之遥了。像李德裕这样被流放到这儿还保留着浓重的“帝京意识”的人，痛苦自然就更大。从留下的诗作看，他也注意到了海南岛的桄榔、椰叶、红槿花，但这一切反都引发起他对故乡风物的思念，结果全成了刺心的由头，什么美感也谈不上了。他没有想到，这种生态环境远比他时时关切的政治环境重要，当他的敌人和朋友全都烟消云散之后，他的后代却要在这种生态环境中永久性地生活下去。他竟然没有擦去泪花多看一眼，永远的桄榔、椰叶、红槿花。

海南岛人民把他和其他贬谪海南的四位官员爱称为“五公”进行纪念，认认真真造了庙，端端正正塑了像，一代又一代。“五公”中其他四位都产生在宋代，都是为主张抗金而流放海南的，而且都是宰相、副宰相的级别。一时间海南来了那么些宰相，煞是有趣。主张求和的当权者似乎想对这些慷慨激昂的政敌开个小玩笑：你们怎么老是盯着北方疆土做文章，没完没了地念叨着抗金、抗金？那就抗去吧——一下被扔到了最南面。

但这些人不管谁来了都是岛上大事，都应该说几句。

先说李纲。宋高宗时做宰相，后来宋高宗自己改变了主意，也就把他流放到海南岛万安（今万宁）来了。一一二八年十一月李纲和儿子渡海到琼州，向人打听万安的去处，人家说，万安离这里还有五百里路程，僻陋之地，去了根本找不到生活用品。走山路过去难免遭到抢劫，一般人总是先到文昌搭海船过去，如果运气好遇到顺风，三天可以到达那里。李纲一听，大吃一惊，已经到了琼州竟然还有那么多艰难的路程要走！他摇摇头长叹一声，先找一个地方住下来准备上路，没想才三天，大陆方面来人急急通报，他已经被赦免了。那是求之不得的大喜事。涕泪交加地高兴了好几天，选了一个吉日，于十二月十六日渡海回去，在海南岛共逗留了三十来天，像一次短期旅游。短期就短期吧，海南岛依然认账，认认真真地算你来过了，而且算你带着冤屈带着气节来过了，供奉在庙堂里永久地纪念下去。

再说赵鼎。也在宋高宗时两度担任宰相，因主张抗金与秦桧闹翻，贬谪海南岛吉阳军（今崖城）。他是一一四五年上岛的，门人故吏不敢再与他通信往来，而秦桧却时时隔海关注着他，他又一直在疾病和饥饿中挣扎。上岛第三年他托人渡海带话给儿子：“秦桧不会放过我，我如果死了，你们也没事了，我如果不死，你们却会麻烦。”于是绝食而死，死前为自己手书了出丧铭旌，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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