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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说多数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我们在上文中评价最高的那几位，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人才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的最严重侵害。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销蚀，这正像不管有的人如何追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样。

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高贵者确实是愚蠢的，而聪明的却是那些卑贱者。但是，这种愚蠢和聪明的划分本来就属于“术”的范畴而无关乎“道”，也可以说本来就属于高贵的领域之外的存在。

中国传统文学中最大的抒情主题，不是爱，不是死，而是怀古之情、兴亡之叹。这个特征，不仅表现在作品的数量上，更是颤动于每位作者的思维习惯、寻访敏感和表述模式间。某个地方，如果曾经留下过王侯钟鼎、将军营寨或名士茶座，此刻却只剩颓垣碎瓦、荒草冷月，中国文人一旦知道大多会找去，而且产生着魔般的感动。这种感动常常连心理程序、凭借词汇也完全相同，可见是一种集体症候。

怀古之情、兴亡之叹表明，中国文人在整体上倾向于历史体验，既迷醉于感同身受的历史幻想，又迷醉于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只可惜历史太长，步子太慢，循环太多，经常同义反复，不能不满心徒叹无奈，满嘴陈词滥调。

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

结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书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

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像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两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然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我已经料到，写出来的会是一些无法统一风格、无法划定体裁的奇怪篇什。没有料到的是，我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

中国现代文人中最优秀的群落，往往也很难摆脱一个毛病，那就是把自己的大多数行为当作圈子内互为观众的表演，很少在乎圈子外的一切。

这就把文化的制作过程和消耗过程合而为一了，相当于一个工厂把产品的营销范围全都锁定在自己厂房的围墙之内。那么，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还需要这样的工厂？

中国文人对于同行的内心排拒力，肯定是世界第一。这一点，不能仅仅靠“妒嫉”二字就能解释。

科举制度一千三百多年的不懈训练，使中国文人早就习惯于把别人当台阶，踩在脚下，好让自己一步步爬上去。一千三百多年的习惯终于沉淀成本能，即便社会已经多元，他们也要在一条小道上争个你死我活。

一次小小的地震，把两个蟋蟀罐摔落在地，破了。几个蟋蟀惊惶失措地逃到草地上。

草地那么大，野草那么高，食物那么多，这该是多么自由的天地啊。但是，它们从小就是为了那批人“斗蟋蟀”才抓在罐子里；年年斗，月月斗，除了斗，它们已经不知道为什么爬行，为什么进食，为什么活着。

于是，逃脱的惊慌和喜悦很快就过去了，它们耐不住不再斗争的生活，都在苦苦地互相寻找。听到远处有响声，它们一阵兴奋；闻到近处有气味，它们屏息静候；看到茅草在颤动，它们缩身备跳；发现地上有爪痕，它们步步追踪……终于，它们先后都发现了同类，找到了对手，开辟了战场。

像在蟋蟀罐里一样，一次次争斗都有胜败。这方的胜者丢下气息奄奄的败者，去寻找另一方的胜者——没有多少时日，逃出来的蟋蟀已全部壮烈牺牲，死而后已。

它们的生命，结束的比在蟋蟀罐里还早。因为那罐子既可以汇聚对手，又可以分隔对手，而在外面的自由天地里，不再有分隔。还有，那根软软的长草，既可以逗引双方斗志，也可以拨开殊死肉搏，而在这野外的茅草丛里，所有的长草都在看热闹。

世上所有蹦跳扑斗的活泼生命，并不都是自由的象征。多数，还在无形中过着罐中日月、厮咬生平。

唉，中国文人。

2005年是中国科举制度结束的百年祭。这个制度给中国文人的强有力的塑形，会在多少年后消退？两百年，还是三百年？

——可能还说得太短，因为人家整整塑形了一千多年。

“恃弱、逞强交错症”，是很多中国文人的心理流行病。

如何“恃弱”？永远把自己看成是需要被照顾和关爱的人员，不断念叨自己是无权的平民、清贫的寒士。等到政治运动一来，宣称自己是被压迫的一员。政治运动过去之后，他们面对官员和企业家的目光，总是求诉的，期盼的，又是矜持的。

如何“逞强”？面对百姓大众，他们总是面对“媚俗”；面对国际潮流，他们总是反对“媚洋”；面对历史转型，他们总是反对“媚时”。他们究竟要固守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始终俯瞰万象，气吞山河。

这两种病症的任何一种都已经是够受的了，中国文人有本事把它们糅成一体，并在社会上广泛普及，成了一种最不可思议的人格造型。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原来是一个作家，他曾这样描述当年作家协会里的那些文人——

“在作家协会内当时有一种情况是我不能忍受的：几乎每个人都在抱怨，都说创作比开会重要。他们显出一副十分厌烦的样子，不把任何事情放在眼里。但奇怪的是，他们又从来不肯退出，辞职回家。他们甚至都提心吊胆地渴望下次再次当选作家协会里的某个职务，因为这种职务直接影响到书的出版、奖的颁发和出国多寡。总之，可以借着职务获得很多额外利益。但是，刚刚得到利益他又抱怨了，抱怨的声音很响。”

在当代中国，文化教育发达，却尽量不要做文人。这是因为，“中国文人”这个概念的投影太黑太深，年轻人缺少见识，很容易被它所诱惑、所俘虏。

一旦不幸成了文人，那就要谨慎了。努力学做一件实事，做的时候也不要打出“文人从商”、“文人做官”的牌号，而是让自己取得一个成为社会正常谋生者的身份。千万不可以文化知识嘘人、骗人，更不可借文化的名义害人、整人。如果杜绝了做这些坏事的可能，那么，又要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究竟做过好事没有？如果有，为什么那么低效，甚至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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