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五代十国最新章节_第195章第3页_东唐再续五代十国免费阅读_云无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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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5章（第3页）

其次，宋代各级税务创置的时间有早晚之别。第一层次的都商税务在宋建国之初就已经存在，如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司勋郎中监在京商税务苏晓就奉命查办供备库使李守信贪污案。第二层次的地方各府州县税务设置大约在太宗以后；而第三层次的镇市税务设置多在北宋末及南宋年间，如前面提到的政和八年（公元1118）对福建路十县及四镇税务税额的规定；又如绍兴年间，稗牛镇有镇务；湖州乌墩、新市镇务等等。设置时间之所以有差别，一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致，一是“以税代管”市场管理模式逐步完善的表现。

再次，尽管说宋代通过税务层层分布控制了全国的各级市场，但有宋一代的官员也常常因为“以税代管”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而产生质疑，对地方州县是否应当设置“税务”始终存在争议。到北宋仁宗时期，各地方官员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盲目扩展税源，产生诸多弊端，增加了百姓负担，一些官员纷纷上奏批评税务“刻虐日甚”，使得“商旅为之不行”，而朝廷也开始频频下诏欲遏制不良态势：天圣五年（公元1027）五月，因“河北诸州、军酒税务自有监临官，而转运使复差官比校岁课，务以侵民”有诏罢之。天圣七年（公元1029），“诏天下税务毋得渎傒商人物帛”。康定元年“诏天下商税务今年所增税物名件尽除之”。皇祐三年（1051）“诏绿汴河商税务无得苛留公私舟船”，诸如此类。

哲宗元祐七年（公元1092）苏轼又言“臣至淮南体访得诸处税务，自数年来刻虐日甚，商旅为之不行。其间课利虽已不亏，或已有增剩，而官吏刻虐不为少衰。详究厥由，不独以财用窘急，转运司督迫所致，盖绿有上件给钱充赏条贯故人人务为刻虐以希岁终之赏。显是借关市之法以蓄聚私家囊案”等等。

仁宗以后，地方随意增加税收的情况愈演愈烈，而类似的争议也延续到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1）时，高宗对臣下曰：“比闻州县多创添税务，因此商旅不行，所有货少，为公私之害”，并令相关官员查实，最后“诏所增税务并罢”。

尽管如此，十余年来“商贾不行“的局面并没有太大的改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1记载，绍兴二十六年（1156）尚书省言：“近年所在税务收税太重，虽屡降指挥裁酌减免，而商贾犹不能行，盖绿税场太密，收税处多，欲令户部行下诸路转运司，开具将相去连接之处，裁酌减并以宽商贾。如县道税务不可减，即与免过税。仍许豁除省额，如此则商贾行而货财通矣，从之”。事实是，一面是批评声不断，一面是税务依旧创置不止。

从上述唐代在两京及州县以上地方置“市”，设“市令”“丞”，到宋代在京城及其地方路府州县镇市置“税务”，置“监官”的变化，李曜确实能感受到唐中后期，历五代人宋以来国家市场管理模式的渐变。前者重“管”，后者重“税”；前者显得市场“规范”，犹如谦谦君子，后者显得市场无序、自由，甚至将国家和个人的“贪婪”暴露无遗。

但是，恰恰是这种变化反映出商业的发展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操纵着整个国家市场的发展方向，其方向已经非人们的主观愿望所能改变。它导致现实社会中的国家和个人，除了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这种变化外，别无他法。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导致国家市场观的转变，从过去那种单纯的、朴素的“互通有无”的市场观，向主观能动地，欲发挥市场功能，利用物货流通，以收税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向转变。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成就了唐代市场管理“直管模式”向宋代“以税代管模式”的转变。

既然终究是要发展到那般地步的，何不现在就提前发展，使得中央财政开始变得充裕？

财政不充裕，如何一统天下？财政不充裕，天下如何长治久安？

长安，长安。唯有不断发展进步、适合当前的制度，才能让你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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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重感冒中，肺都要咳出来了。按照中医的方法看，我应该是“风热”——风邪入肺。换做西医的说法嘛，大概就是：上呼吸道病毒感染，又称病毒性感冒。

第212章秦王变法（八）

“长安二月多香尘，六街车马声辚辚。家家楼上如花人，千枝万枝红艳新。帘间笑语自相问，何人占得长安春？长安春色本无主，古来尽属红楼女。如今无奈杏园人，骏马轻车拥将去。”

长安的春天始于二月。从朔北吹来的风和黄尘，夹带着春天，降临关中。

二月的长安，风中已经开始混杂着杏花的味道。寒风刺骨的凛冽早已远去，只感觉到春风和煦。

李曜走在带着春天气息的风中，身着深青色书生儒服，腰间却佩着一把鲨皮横刀。

新晋武散官衔为冠军大将军，同时检校兵部侍郎的憨娃儿，同样腰佩横刀，着武弁装，伴随在李曜左右。

里坊中的大街左右两旁并立的榆树、槐树和杨柳，都已冒出嫩芽，抽出淡淡的新绿。路过的马车发出辚辚之声，更添几分热闹。高楼之上的蓝空，也显现出温柔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