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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第2页）

人并不能真的没有语言，人一来到这个世界就被抛入他人的语境。人无论用什么方式了解世界，都是一个习得语言的过程。这个习得过程当然是以既成语言为前提的。所谓既成语言不仅是指母语，甚至主要不是指母语，而是指真正适于自己生存并构成自己经验、思维与表达的常用语、习惯语、风格语，它们规定着一个人的生存方式、经验方式与表达方式。既成语言框架中的习惯语，在专业语言中或日常语言中，既是个人内部的词语的宝藏，又是一个人真正的局限。

问题在于习惯语的断裂和断裂中的生成。

生成性语言如何从既成语言乃至习惯语的断裂中脱颖而出，或许可以说是“公共语言的私人表达”这一问题的另一种提问方式和表达方式，甚或，是一种更尖锐的提问方式和表达方式。

生成性语言不是私人语言，或者它较之私人语言是明确地强调了语言的生成性而不至于被误解为所属性，它回避了公共语言和私人语言的这种区分。因为这种对立的区分总隐含着一个先验的、默认的前提：语言中的二元论，即公共语言一定是具有同一性的语言。如果是这样，理解就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沟通、重合，或者完全的完善的理解就是一个潜在的根据与尺度。相反，私人语言，那一定是不可理解的、纯粹个体的特殊的语言，规定着不可沟通。至少二者，不可沟通与私人语言是互为定义的。这两种先行设定都是自设的陷阱。只能设想，在生成中转换、分叉、相似这样一种自然状况，才可能存在公共语言与私人语言的范畴定义。二者相互构成边缘性概念。

“情绪——无语”即习惯语的断裂。

当然情绪并不总与语言化相关，情绪常常只是一个习惯语的无意识。

情绪因而完全可能就是语言的沉寂乃至死亡，亦即情绪即板结了、硬化了的日常生活。它以无意义的形式展示着，没有神圣化的东西，也没有直接透射着的神秘感，它只是吞噬着、混沌着、弥漫着，没有目的，也没有原因或结果，什么都没有。

人们不能否认这种情绪，也不能对这种情绪作一般的、简单的价值判断。它就是我们的生存、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般形态本身。

人们完全可以在意识中即在既成的、至多略作改变的思维框架中铺陈既成语言；人们也完全可以在无意识中随波逐流于他人的语境。在前者，情绪无意识地沉睡着；在后者，情绪常常只是用日常的形式有意识地喧哗它的无聊、琐碎和混沌罢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基本上没有逃脱海德格尔所说的在世结构的沉沦方式——“有情绪的”情绪。

而我却一直试图从情绪和语言化的关系的角度，给予“情绪”一种观照和描述的可能，因为显然还有一种情绪区别于“有情绪的”情绪，即走在表达途中的、作为语言化开端的情绪。

在《升腾与坠落》这本随感中，我用“情绪是渊薮也是希望”作为切入问题的角度展示我的情绪。

那时我是在情绪与感觉、情感的关联中把握情绪的，这“情绪——感觉——情感”的共时结构当然只是一个中介，即获得独特语言表达的中介，但它分明是为着可理解、可沟通而设定的一条从私人性到公共性的转换的必由之路。问题在于这从私人性到公共性，或说从个体性到主体性、从间断性到连续性的一步跨越，是任意的。它可以不需要同一性的根据。但如果不明确地把它界定为从语言到语言的转换，这情绪就难免不有实体化的嫌疑。仿佛它自己就足以构成语言转换的来源和根据。于是它只是把“我们”的任性大胆变成“我”的任性大胆罢了。

“情绪是渊薮也是希望”只是在无语的意义上才是有意义的。

曾经有那一天、那一个时刻，一切习惯语都已退去，我期待着表达。我仿佛整个被悬置在一片空白中，只有一种期盼、祈祷、祝福的声音萦绕着我。

人确实有这样一种情绪，它并不一定就是期盼、祈祷、祝福，它已是这样地切近着表达，以致表达的节奏、音调就在那里，仿佛从纷繁中剥离出一种空灵的声音。它寻找着语言。由此从语言进入语言成为一个反身观照着的艰难的需要跨越的间隔、阻断。

从语言进入语言的间隔、阻断即无语，即既是渊薮也是希望的情绪。这里没有原出发点的问题。

对于经验的个人，永远没有原出发点的问题，只有切入语言的问题。这切入点或许在你个人经验的即语言的界限上，它直面超出你个人经验的生活世界，但这只是对于你来说，因为这超出你个人经验的生活世界本身就是语言的。问题只在于你如何凭借一次个人冒险的经历把它转换成你的一次语言事件罢了。

一般地说，切入语言即在语言中进入语言纯然是一个语言转换的问题，当然绝不是所谓深层和表层的具有深度模式的转换。

在这转换中，情绪显然已是被观照、被感受、被感觉着的情绪了。感觉把情绪纳入意识的层面，使情绪实际上成为被感觉着的“情绪——感觉”，成为语言化的，它由此成为个体寻求表达的经验事实或语言事件。

只有当情绪成为走在表达途中的期待着的表达时，它才可能在声音、字眼的活跃中聚拢成独特的语境。一切莫名地纠缠着的可能才对于你来说是一种现实的可能。这时的情绪才是无语，是语言的边缘状态，是个体在直面语言时面临的转瞬即逝的困境。

这里重要的是“情绪——无语”和无意识的区别。

无意识和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样的。无意识并不是无语。既成语言作为前理解结构实际是不在场的在场——或即将到场，终归要到场，到场是随时可能的。

无意识是以个体的存在为前提的，因为它实际是个体存在的具体而潜在的界限。虽然它不同于传统哲学的超个人的普遍原则而更接近个人的真实性，但它总要大于个人的真实成为支配个人的带有普遍性的力量。它并不是阿拉伯魔瓶中的妖怪，早已先于召唤者而自在着，而是意识装着不意识，而让可意识的意识转换作为当下可能的限度，以差异的方式表现到具体中来。无意识不过是意识的佯谬，即意识以为自己来自无限的无意识，而其实是意识的有限转换。

因而无意识的语言形式和意识的语言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样的，无意识并不能真的打破意识的屏蔽，甚或它才是个人屏蔽着的即潜抑着的真正限度。

无意识当然不是无语。无语是强调对语言的消解，这消解不仅是针对此时的语言行为，针对语言的意识形式，更重要的是针对语言的前理解结构所必然带出的既成语言，针对语言的无意识形式。

所谓走出自己的前语言结构是一个比走出一般意义上的公共语言大得多的难题，是因为和别人区别是容易的，因为这区别是表面的，只是普遍原则下的差异性。和自己区别才把自己逼到语言的边缘，直面语言的悖论——在语言中进入语言。因为只有把差异原则贯彻到这一步，才可能使无意识显现到具体中来，使自己意识到自己的限度。

更肯定地说，人只有把差异性原则贯彻到这一步，才可能穿透无意识把潜在的限制表现到具体中，通过情绪的中介既瓦解语言也生成语言，既瓦解感觉也生成感觉。

无语作为习惯语的断裂，是将意识的语言连同无意识的语言一起还原到情绪状态，在偏离、错位、断裂中寻找表达的端倪。说到底，无语即语言的去蔽、敞开、转换、生成的边缘性。正是在这样一种语言的边缘性中，情绪成为语言化的开端。

这成为语言化开端的情绪，因悬置了任何观念而直呈为身体性，或者换一个角度说，身体性之所以能成为语言转换的缺口即转换之点，是因为它以“情绪——无语”的介入方式造成了习惯语的断裂，它作为前语言状态本身，即是对前语言结构，对包括概念、范畴、命题、表达式在内的语言的既成形式的消解。

因而用“情绪——无语”取代无意识，不仅是从个人的类即个人的普遍性回到真实个人的个体性、身体性，而且是从人被语言说的被动性回到人直面语言悖论的生动的语言事件。

三、倾听和声音的阻断

无语并不是逃避语言，无语只不过是把自己逼到语言的边缘为着重新进入语言罢了。而重新进入语言的寻找往往就是为了寻找那个词、那个句子，那个隐喻着你的整个生活的独特的表达。

它很远也很近。

当你习惯的全部语言脱落时才有它，或当它浮现出来时你的习惯的全部语言才仿佛在那一刻、那一个瞬间统统褪去了。

它不是原初词，不是最接近存在的那个词——仿佛存在就在那里似的，你与它有着可以克服的距离和可以排除的障碍——并不，那个词、那个句子只存在于个人语言事件的端倪，是个人的临界状态即悖论经验，它并不一般地具有意义，具有贴近存在的优先性。

几年了，我曾一次又一次地重读罗伯-格里叶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对于剧本中那位叫a的女人来说，隐喻着她的整个生活的独特的表达就是——去年。去年在马里昂巴德。

“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像一个警诫、一个生命攸关的谶语，使a不得不反身观照自己的全部生活。而这反身观照实际是把当下的经验状况变成一种界限状况。a的现存状态如果只是意识中的完满或为完满的追求，那么a不可能有陌生人x连同x反复陈述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只有当现存进入a的意识着的空虚，现存才可能显出界限来。去年作为过去，无非是现存因其界限的显现而僵硬地堵塞出路，使过去即将来无出路成为界限自身；马里昂巴德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它的虚假性表明现存已经动摇了甚至失败了，而将来还没有出现。当下整个作为问题敞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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